《十国春秋》。纪传体国别史。一百一十四卷。清吴任臣撰。书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
吴任臣,字志伊,一字尔器,初字征鸣,号托园。生年不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浙江仁和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博学鸿儒试,列为二等。由内阁中书王谷振荐举,授检讨。充纂修《明史》官。《明史·历志》即出于他手。曾与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交往关系甚密。著作有《周礼大义解》、《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字汇补》、《托园诗文集》,以及《十国春秋》。时人对他的史才甚为推崇。《清史稿》《文苑·潘耒传》中说:“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
《十国春秋》采用《旧五代史》分代成书的体例,十国各自单独成书。有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各部分都是一个独立部分,有本纪,有列传。最后还有综合十国内容的五种史表。有《十国纪元表》一卷,《十国世系表》一卷,《十国地理表》二卷,《十国藩镇表》一卷,《十国百官表》一卷。此书对于五代时期的十国史事作出了全面的记载。
《十国春秋》所录内容,取材甚广。吴任臣首先充分地利用了号称史料详赡的马令和陆游的《南唐书》。除此以外,在记载十国君主事迹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上,他主要依据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薛居正与欧阳修的新、旧《五代史》中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资治通鉴》中有关五代史事的记载,是出自刘恕、范祖禹所编的《长编》,其叙事和考证都很详确。《十国春秋》的众多人物传记,是广泛地搜集采录五代和两宋时期各种杂史、野史、笔记、地志、类书、文集中的有关记载编辑成书。仅就《地理志》而论,所采史料注出书名的就有《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册府元龟》、《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九域志》、《顺存录》、《五代会要》,以及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志。《十国春秋》中除有正文之外,吴任臣还采用小注的形式,存录了不少史料。其中有些是对正文的补充,有些是备载异闻以资考证的,有些是辨驳旧史的谬误。其体例颇似裴松之注《三国志》,使大量史料汇聚于一书。清朝人对于《十国春秋》对十国史料广采博收的贡献非常肯定。清后期以读书极博著称的李慈铭,他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几次论及《十国春秋》。他虽有评论苛刻之名,但对于吴任臣也十分佩服。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八日的日纪中称:“志伊采取极博,后之考据家多不可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任臣《十国春秋》有比较确切的概括评论,其中说:“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十国仿《晋书》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其诸传本之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诬,多所辨证,如田頵擒孙儒,年月则从《吴录》,而不从薛史;吕师周奔湖南,年月则从《通鉴》,而不从《九国志》;南唐烈祖世家则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史,而不从《江南别史》、《吴越备史》,皆确有所见,其他类是者甚多。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清学者王鸣盛也曾盛赞《十国春秋》的表,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说:“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
由此可见,《十国春秋》的主要价值是搜集前代有关五代时期十国的史料,使十国史事汇聚一处。在清吴任臣以前,关于十国史事的记载,宋初虽有数种,但它们大多只是记载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如《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表志》、《蜀梼杌》、《锦里耆旧传》、《吴越备史》、三楚新录》、《湖湘故事》、《闽书》等多种史著,但很少有把十国作为总体而系统记述的史书。宋有无名氏《五国故事》二卷,记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和后蜀孟知祥、南汉刘岩、闽王知审五国史事。虽前后蜀应分为二国,但也只不过记载了六国史事。北宋真宗时,路振著有九国志》,以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东汉(即北汉)、南汉、闽、楚为次。后来路振的孙子路纶增入荆南高氏,合为十国。至此才有记载十国总体的史书。但这部史书早已散佚,清人邵晋涵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很少的一部分,经周梦棠重加编次而成十二卷辑本。另外,新旧《五代史》虽记有一些十国史事,但编撰者以五代为正统,把十国作为旁支陪衬,记十国史事或各列一“世家”或列入《世袭列传》与《僭伪列传》。这不仅忽视了十国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各国的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载也太过简略。而清人吴任臣,在七、八百年之后,能够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把散佚和零星片断的记载辑成一书,使十国史事完整而详尽地得以备载。这既可以使五代时期十国的史事、人物及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系统而全面的反映,而且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方便。这既反映了《十国春秋》的价值,又说明了此书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正如清初古文家魏禧在《十国春秋序》中所说:欧阳修《五代史》亦于事为略,至十国尤不备。任臣生八百年之后,传闻阔绝,书籍散亡,毅然起而补之,其甚巨,事迹最难。”
但是,《十国春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吴任臣在记述一些开国君主时,因过多地采录小说家言,文中往往有符会祥瑞,显得怪诞不经。其次,吴任臣抱着以多为贵的态度,对于史料缺乏熔铸与剪裁,因此有些地方就使人感到冗杂支蔓。第三,此书虽号称搜集广泛,但仍有缺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说:“顾其为书之体,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铉《骑省文集》三十卷。其后十卷系入宋后所作,而前二十卷则皆在南唐时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马仁裕、刘崇峻、陈德成、江文尉、乔匡舜、韩熙载、志伊虽皆有传,而其所叙事迹,遗漏者已甚多,若贾潭、方讷、陶敬宣、周廷构、冉廷禄、包谔、赵宣转、刘鄗,皆有事迹,志伊皆无传。”另外,《十国春秋》成书刻板后仍有不少地方留有空缺。这大约是吴任臣在编写中一时查不到材料而暂且空缺,以备将来补入而终未能补。周昂重刻时也未予补入。但周昂在重刻此书时,却根据他平时浏览所及,随笔札记,得有关史事三百余条,因又辑为《拾遗》、《备考》两卷,并作为全书的最后两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和第一百一十六卷。而且周昂所辑的这两卷也有空缺字。所以,原书所空缺之字皆用空缺号“□□”标出。但也偶有漏略之处,若非仔细研究核查,则很难辨识。最后,吴任臣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顾此失彼和疏于考证等不足之处。如赵蕤是唐玄宗时人。《北梦琐言》卷五之末历载著称于世的西蜀文士,最后又记载赵蕤事迹。吴任臣据此而疏于考辨,误把赵蕤当成前蜀时人,列有《赵蕤传》,并妄称赵蕤乾德(前蜀王衍年号)时著《长短经》十卷行世。再如卷五十二有《欧阳迥传》,卷五十六又有《欧阳炯传》,而二传所载实为一人。诸如此类者书中尚有多处,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同治壬申九月十八日日记中曾对此书个别失实之处作有纠正。因此,当我们利用《十国春秋》所载内容时,应持有审慎的态度。若有可能,最好核查它的史料来源。
《十国春秋》大约在康熙年间刻本问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周昂又据初版刻印,并改正了若干错字,但仍有错误和错字。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点校本《十国春秋》,是目前最为完善的版本。此本是以周昂的重刻本为底本。根据《十国春秋》汇录史料的特点,点校者在校勘上以“它校法”为主,参校、核查了许多重要史籍和各种有关的书籍。改正错字、考辨史实,并查找有关史料补出了一些空缺之字。另外,此本还补入了因清讳而省略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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