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著作。一百三十卷。清顾祖禹撰。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679年)。
顾祖禹,字端五,号景范。因祖籍为无锡宛溪,故尊称为宛溪先生。其父柔谦早年入赘于常熟谭氏,年二十七而生祖禹,故又尝自署为常熟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顾祖禹入闽为耿精忠幕僚,欲借机实现反清复明理想。三藩失败后北归,馆于昆山徐氏,饱览传是楼藏书。清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慕顾祖禹名,聘入京师局中。他自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倾二十余年的精力,终于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完成了这一巨著。顾祖禹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研读了“二十一史”,一百余种地方志书以及其他地理著作,结合自己的实践所得,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祖国的历史沿革地理。
顾祖禹认为,历史与地理是不可分开的学问,历史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向导,而历史地理学又为历史学提供了形象的图籍。因此,他将自己的这部巨著命名为《读史方舆纪要》。他认为,历史地理学不仅应研究历史沿革地理,还应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举凡郡邑、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贡赋、分野等问题都应包括在内。因此,他在写作时严格规定了去取标准,即以史为主,兼及形势、河渠、关隘、外夷,名胜等则汰去之。
本书卷首有顾祖禹自叙三篇,叙述本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另有二十六则凡例,概要地说明了本书的主旨。
本书卷一至九为“历代州域形势”,叙述了上古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诸代统治区域及行政地理的变化,并以相当的篇幅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记述了上述各代重要的军事行动。
卷十至一百二十三则是以明代行政区划为依据,记载了省、府、州、县行政地理的变化及山水、关隘、城镇、乡村等。具体分为:卷一至十八,直隶;卷十九至二十九,江南;卷三十至三十八,山东(附朝鲜);卷三十九至四十五,山西;卷四十六至五十一,河南;卷五十二至六十五,陕西;卷六十六至七十四,四川;卷七十五至八十二,湖广;卷八十三至八十八,江西;卷八十九至九十四,浙江;卷九十五至九十九,福建;卷一百至一百零五,广东;卷一百零六至一百十二,广西;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九,云南;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三,贵州。每一地区前均冠以小序一篇,总述该地区的山川大势及古今征战事略。然后叙述该地区的山川险要和行政地理的变化。最后以府为单位,引用丰富的资料,分别说明各州、县的地理沿革、山川水利等。
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九以专门的篇幅叙述了黄河、淮河、汉江、长江、北盘江、南盘江、运河、沿海地区以及《禹贡》中有关山川的记载。
卷一百三十为“分野”,摘录了历代史书中有关各地星宿分野的记载。
《读史方舆纪要》与我国古代其他地理著作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有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这也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顾祖禹认为,地利对于军事行动,犹如饮食之于人、舟车之于远行一般重要。因此,他十分注意从历史上寻根探源地论述某一城填、山川、关隘在军事行动上的价值。他认为,江南地区是能与天下相抗衡的地方,并征引史书中记载的从春秋战国直至明初的史实来证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同时就明代将江南包括于畿辅之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更进一步地阐述了江淮地区对于整个江南地区的重要作用,即:这一地区北连山东,西接河南,与中原地区形援相及,呼吸相闻,为自古至今的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江淮之间是五方辐辏,百货云集,田畴肥沃,山川殷实,远近不能及。因此,保卫国家必须保卫长江,而保卫长江则又必须以保卫淮河为先。若淮河不守,则是唇亡齿寒,国势去矣。他的这一见解不仅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特别是清军南下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为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无数的战例所证明。在具体地点的记载中,他也注意收集军事地理方面的资料。如:卷十一“顺天府怀柔县大水峪关”条下记载:该关有城,但城旁地势平坦,敌兵易入。但该关以北十八里之段伏岭及八十里之安子岭(今鞍子岭),地势险要,可资防御。此外,他对于因地制宜的用兵策略也颇有论述。
二、对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撰写本书以前,顾祖禹曾对历代经济问题做过一定的研究,并就盐铁、马政、贡赋等问题积累了一批资料,但都散失无存。后又因病侵事烦,无暇补缀。尽管如此,他对历史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如交通、漕运等问题仍是十分关心。如对苏州府的记载:苏州邻近长江、太湖,土地肥沃、民户殷实,物产丰盈,所出田赋在国内常居首位。本地对于国家犹如家中之有仓库,人体之有胸腹一般。只要仓库充实,胸腹无恙,则不可谓之穷困。所以,从五代以后,东南的财富可以与西北的军兵争雄于天下。在讲到湖南、湖北时,顾祖禹指出:这一地区正在开发,沃野一望无际。每年二熟的稻谷用大船装载东运,保证江浙一带的粮食供应。事实上,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府的粮食供应已经要仰靠两湖地区了。在卷十二“完县濡水”条下记载:县城西北四十里之龙池,旧有灌溉之利,今已湮没。对于因生产发展、交通便利而兴盛起来的工商业市镇,顾祖禹也注意记录。如卷十一“(北)通州大通关”条中说明,本处是百货汇集之地。同卷“武清县河西务”条下也指出,河西务已成为商民聚集、舟船辐辏之地。
三、对水道及水利的重视。关心水道,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优秀传统之一,顾祖禹继承了这一传统,对江、河、湖、海的沿革、变迁和利弊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除在各省区已有的论述外,还以六卷的篇幅来专门记载大江、大河的状况及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在论述太湖水利时他写道:松江、娄江、东江的通塞与否是太湖利病的根源所在,直接影响到浙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而浙西地区的丰歉与否又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上述三江的通塞问题是不可轻视的。他并援引了自刘宋元嘉年间直至明万历年间这一带水利事业兴废的历史事实和各种治水的主张,使读者对这一问题能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他用了两卷的篇幅详细叙述了古老黄河的发源、流经、变迁、河患等等,对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河患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河患不去,国计民生就无从谈起。他对明朝潘季驯等人既保证漕运通畅,又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主张十分赞同,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这些主张。对于那种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味保证漕运的消极治河主张,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的地理学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四、对地理沿革变迁的细致考订和独到见解。本书收录地名达三万余条,顾祖禹几乎都做了详尽的考订。在卷一至卷九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中,他详细说明了从上古至明末全国行政区划的沿革变迁。对于历代都城的设置,他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即:都城的设置除了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顾祖禹对中国的著名古都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些城市之所以成为某一时期的国都,不仅有地理方面的原因,还有交通运输、粮食供应、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原因,从而得出了不可单纯依赖所谓“形胜”设都的观点。能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古代政治中心的变化原因,这是顾祖禹明显地超越了前代及同时代其他地理学者的地方。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顾祖禹主要是通过对各类史籍的研读来考察问题的,在某些问题的叙述上不够准确,比如对长江、黄河源头的记载。在某些问题上的论点也值得商榷。但本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军事、经济、政治等问题从地理的角度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即使是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方面,他也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不仅是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的沿革地理巨著,也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为地理学成为清代学术中的三大绝学之一打下了基础。
清康熙五年(1666年),无锡华商原出资刊刻了《凡例》及“历代州域形势”,共五卷。本书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成书后一直以抄本流传。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龙万育敷文阁始将全书刻出,书后附《舆图要览》四卷。清末道光、光绪年间的许多刻本中,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新化邹代过三味书室刻本校勘较为精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据龙万育刻本排印出版,并编入《国学基本丛书》。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用商务旧纸型重印本书,并据邹代过刻本进行校勘,编有《读史方舆纪要校记》,是目前最好的版本。另外,日本学者青山定男编有《读史方舆纪要索引》一书(一九三三年东京文化学院铅印本、一九三九年增订本),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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