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别集。四十五卷。金王若虚撰。

　　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入元后自称滹南遗老。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卒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真定藁城(今河北藁城)人。登金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越十年,与刘祁东游,卒于泰山。

　　本书四十五卷中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诸多辨惑论述中,驳疑辨难,均不落前人窠臼,尤其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对乙部以及古文中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等,皆有所正讹品评,是有益学术进步之论辨;《文辨》及《诗话》,虽尚未自成完整体系,却已是论文论诗之专门著述,自始至终,论述有说服力,观点明确,在在不乏独特之见地。

　　本书所有之文学理论,已成金代有代表性的论著,在当时文坛中占有重要一席。当时文坛中形式主义是主要弊病,不少学人追奇逐险、竞靡夸多。王若虚与此类文风进行了坚决论争,并取得了卓著之成效,其胆略与器识都是不凡的,其理论是统领一代文风的。因此有人认为是“专为辨驳朱子而作”,而非议之,《四库提要》云:“统观全书,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据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尚属中肯之论。

　　《文辨》则宗苏轼而于韩愈稍有指摘,《诗话》则尊杜甫而对黄庭坚有所訾议。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 (《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立于此论点,所以批评罗可咏雪诗句“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是“假雪”。对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予以抨击,指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诗作,实为“剽窃之黠者”(《诗话》下)。此类批评,不无偏颇。《四库提要》说:“盖若虚诗文不尚劖削锻炼之格,故其论如是也。”也是较为公允的看法。王若虚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以及“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文艺观点极为推崇;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诗歌,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王若虚笃信其舅父兼师长周昂关于内容与形式间关系的立论,即“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见《诗话》上),说“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这种强调内在第一位的立论是十分可贵的。他特别强调“辞达理顺” (《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所以对那些“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等当时之不良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中肯而明确地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而时尚倾向是不可轻忽的,王若虚尽管反对形式主义如此坚决,但他自己的作品中还没有尽然摆脱形式主义之桎梏。他的立论中也还不乏偏颇之处,如他认为“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还认为“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上)足证其理论虽高,而与实践脱节得相当严重。

　　除上述诸多论著外,他的诗文创作亦颇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时,有下述评语:“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虽仅以“可爱”二字评之,不免笼统,却亦可见其文之不一般。其文每不事雕琢,而追求言之成理;其诗多以白居易为宗,崇尚自然,又复能曲尽情致,属金元诗中之上乘。在其诗文创作中,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

　　本书通行本有《四部丛刊》之影印旧钞本(后附续一卷)及《丛书集成》本(四十五卷外尚有诗集一卷续编诗集一卷)。其中《诗话》有单行本,名《滹南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霍松林等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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