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研究著作。二十卷。清王筠撰。成书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王筠,字贯山,一字菉友。生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卒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山东安邱人。
王筠年少时就喜欢古文字。成年后广泛阅读经书史书,通经学和文字训诂之学,著有《毛诗重言》一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正义》四卷,《弟子职正音》一卷,《正字略》三卷。此外,还有《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等。他尤其精通《说文》之学,是清代“说文学”四大家之一。他早年研著《说文解字》,著《说文释例》二十卷。后又著《说文解字句读》三十卷、《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
王筠自幼喜欢篆文、籀文,但是不能辨别正字和俗字。年近三十岁时,始研究《说文解字》的各种版本。当时的“说文学”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是,多数“说文学”家仍象前人,只是对《说文解字》或称引,或仿造,或改编,或逐字注解考释,很少有人敢于冲破这种前人所设置的樊篱。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自觉地对《说文解字》的“通例”作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限于注释书的体裁,未能详备。王筠潜心研究《说文解字》,与时人分道扬镳,另辟门径,专门关注于古人的造字意图以及汉字发展规律、许慎著《说文解字》的体例、几千年《说文解字》流传当中出现的正篆讹误以及排列顺序混乱的现象、徐铉等人校订《说文解字》时窜改原文的错误,“冀少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序》)。对《说文解字》中的理论问题条分缕析,疏通证明,探求许慎著书的原意,开创了“说文学”研究著作的新体例,即以释例的方式体现其“说文学”理论,写成《说文释例》二十卷,立一家之言。
《说文释例》分卷大致上是以篇幅平均划分的,分卷与其内容不完全一致,六书总说、指事(正例一,变例八)等合为一卷,象形(正例一而其类五,变例十)为一卷,形声、亦声(此形声、会意二者之变例)、省声(此形声之变例,兼有会意之变例)、一全一省(此亦形声之类而荒杂不足为变例)、两借(此省声之变例)、以双声字为声、一字数音等合为1卷,形声之失(亦芜杂不足为变例)、会意(正例三,变例十二)、转注等合为一卷,假借、文饰、籀文好重叠、或体、俗体等合为一卷,同部重文一卷,异部重文一卷,分别文、累增字(此亦形声变例)、叠文同异(亦会意正例)、体同意义异、互从等合为一卷,展转相从、母从子、说文与经典互易字、列文次第、列文变例等合为一卷,说解正例、说解变例、一曰等合为一卷,非字者不出于说解、同意、阙、读若直指、读若本义、读同、读若引经等合为一卷,读若引谚、声读同字、双声叠韵、捝文、衍文等合为一卷,误字、补篆等合为一卷,删篆、迻篆、改篆、观文、纠徐、钞存等合为一卷,存疑六卷。共三十卷。
从《说文释例》的内容看,“六书总说”是一篇关于《说文解字》“六书”理论的专题学术论文。从“指事”到“列文变例”,王筠通过二十九种条例来对《说文解字》所收篆文(其中包括古、籀、篆)进行专题研究。其中包括从汉字的历时发展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汉字的共时系统的角度进行分类,以及《说文解字》正篆的排列顺序问题。从“说解正例”到“双声叠韵”,王筠分十三种条例对《说文解字》的文字说解部分进行专题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对正篆字义的说解问题,对正篆字形的说解问题和对正篆的字音的说解问题。从“捝文”到“存疑”,王筠分十一种条例把他自己对《说文解字》文献版本校勘记和他自己对《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中的问题所持有的尚未确定的想法汇集起来以作为全书的附录。其中包括《说文解字》版本校勘记,《说文钞》 (十五卷),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不同看法和王氏自己的尚未成熟的想法等。
《说文释例》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王筠在《说文释例·自序》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观。他认为,文字是由字形、字音、字义三部分构成的。古人造字的时候,先根据事物的属性区分不同的事物,用语音将区分出来的结果固定下来,然后才为这个固定下来的结果构造文字形体。第二,王筠建立了一套研究语言文字的方法。他在《说文释例·自序》中认为,后人识别文字,先由字形了解字音,再由字音以了解字义。他主张,研究语言文字,要寻求文字的本字、本义。寻求本字,就要以六书中的指事、象形为先,要“与仓颉籀斯相质于一堂”,即进行由笔势到笔意的文字复形的工作。寻求本义,就是要在文字复形的基础上寻求古人的造字意图。第三,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利用金石铭刻恢复上古文字的原貌,这是王筠“说文学”学术活动中最值得称道的。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与他研究《说文解字》、研究汉语言文字而主张求本字、本义和“复形”的理论是相一致的。这种方法后来为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和汉语文字学家所广泛接受。第四,王筠在《说文释例》“异部重文”卷介绍了《说文解字》部首之间的异部重文和部首中所属之字的异部重文,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王筠设立“异部重文”这一体例,把汉字系统与语言系统相联系,用新的语言文字观去看待《说文解字》,体现了他对段玉裁、桂馥等“说文学”传统(即从声与义入手研究《说文解字》,摆脱文字形体的局限)的继承和发展。第五,《说文释例》卷八有“分别文”和“累增字”体例,王筠认为,“此亦异部重文,以其由一字递增也,别辑之。”王氏的“分别文”和“累增字”反映了汉字系统由笔意向笔势化方向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反映了汉语语音系统在“分理别异”功能与日益丰富的汉语词义义位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合性,反映了汉语和汉字这两个历时发展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推动汉字构形系统同源孳乳变异,并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心理认同的作用而形成同源通用和同音借用这两种基本的汉语言文字现象。接着,离散的同源孳乳变异形式为社会心理所认同而变为连续的变异形式,导致汉字大规模的形声化,从而最终地改变了汉字的构形系统。实际上,王筠在这里已离开《说文解字》的内在体例,而是借《说文解字》所提供的古文字资料及其古训而独立地进行汉字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工作。这与时人盲目地崇拜《说文解字》,一味地主张疏通证明,而不愿突破许慎的思维模式和《说文解字》的结构框架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说文释例》有两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影印本。二十卷。附《说文释例补正》于每卷之后。第二种,清稿本。八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另外,还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本,一九八三武汉古籍书店影印本,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国书店“世界书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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