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论著。原书已散亡,其中十一篇收入《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中。战国时公孙尼子撰。一说汉刘德撰。成书年代不详。
公孙尼子,字号不详。战国初人。孔子的再传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列儒家;又《公孙尼》一篇,列杂家。南朝·梁·沈约认为《礼记·乐记》为他所作。刘德,汉景帝刘启次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约生于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十年(前170年)间,卒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景帝前二年立为河间(今河北献县、河间县一带)王。生平爱好儒学,著书立说,有《河间周制》等作。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乐记》为他所作。
今存《乐记》分“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牟贾”、“乐化”、“师乙”十一篇。论及内容包括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征、音乐的审美感受、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与礼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等。
“乐本”论述音乐的本源问题,故名。这里,作者提出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表情”说。阐明了声、音、乐三者的相互区别、相互关联的关系;“乐论”和“乐礼”论述礼乐的社会功用。作者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即认为乐是表现人的共同本性的,可以使人相和,而礼是表现等级差别的,能使人相敬。然而,过分强调乐则使人放纵,而过分强调礼则使人分离。所以,礼乐相合才能表现人们的感情,又端正人们的态度。故而,礼乐之用可以使“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诫,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乐施”论述音乐的功能,特别是其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作者认为天子创造音乐是为了奖赏诸侯中有功德者。所以,音乐既体现出施予,又体现出德行。使音乐具有善民心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乐言”讲述作乐之事。这里,作者强调“乐有哀乐”之观点。“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态。应感起物而动,然而心术形焉。”所以,通过乐曲的结构,可以体现仁厚的德行,而通过有序的旋律,可以表现人伦事理。这便是“乐观其深矣”;“乐象”论述音乐特征。作者提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把德与乐紧密地结合起来,并用《武》的例子,对乐德作了说明。此段中,作者还创造性地论述了乐、声与节奏的关系。“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认为声音是音乐的表现手段。君子求其心之本源,而乐在手段之中,然后才对文采节奏进行处理;“乐情”阐述了“情”的重要作用,说明了技法与内容的关系。“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穷本之变,乐之情也。”所以,“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是什么?乐是德。即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只要奉行有德之内容的礼乐,就可“天地诉合,阴阳相保”。就连胎儿也不会死于腹中了;“魏文侯”记载了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晋大夫毕万的后裔魏文侯同子夏谈乐的事情,阐明了古乐与郑卫之音的差异。全文另载于三国魏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辨乐》中;“宾牟贾”写宾牟贾(音gu,生平不详)与孔子就乐的问题的对答;“乐化”论述了音乐的感化作用。作者认为乐同礼是人们所必备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乐侧重于内,礼侧重于外。用乐可以治心,用礼可以治表。由此,平易、正直、慈祥、善良便会悠然而生。然而,乐又是需要引导的。“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要使曲调足以抑治邪恶,感动善心,则可使君臣肃敬,家庭和睦,兄弟相亲。
综上所述,在《乐记》中,作者把乐同礼、德相联系,把乐作为培养礼、德的工具。作者一方面认识到乐之产生的唯物主义基础以及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此纳入儒家的传统礼教之中,使乐以符合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由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使《乐记》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现存版本:一、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乐记》为现存最早版本;二、汉· 《史记·乐书》本;三、明·张凤翔撰《乐经集注》本,二卷,辑诸家注《乐记》之文而成;四、清·汪烜撰《乐经或问》本和《乐经律吕通解》本;五、清·李光地撰《古乐经传》本(四库全书本)等。注本有:汉·郑玄注《礼记》本、宋·卫湜撰注《礼记》本和清·孙希旦注《礼记》本(张伯瑜 张 威)琴操
古琴曲著录。有不分卷与分上、下两卷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该书作者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是晋孔衍所著,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汉蔡邕所著。后一种较通行。该书著于晋朝以前,成书年代待考。目前所见最早版本为清嘉庆五年(1801年)王谟辑自《初学记》等类书的《汉魏遗书钞》本。署汉陈留蔡邕撰。(撰者事迹参见“《蔡中郎集》”条)
两卷《琴操》,属专著格式。除“序首”一节外,其余各节均以一琴曲曲名为一节之标题。而卷下又有“河间杂歌”的总标题。文中除正文叙述外,还常常间杂夹注,主要说明乐曲之来源。单卷《琴操》为辑佚书格式。编排体例不分节,每段前虽指明曲名,但只作正文之开始,而非标题。除正文外,亦有夹注。
《琴操》主要是对五十首琴曲进行解题。其中包括了作曲、故事、传闻等,有些还附有歌词。“序首”:作者首先说明了伏羲氏作琴的目的、琴的形制、含义及将要论述的琴曲的名称。这里,作者把古琴的产生,古琴的形制以及所用音律均赋予了一定的实际意义,如“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微为事、羽为物。”这虽说不免有些牵强,却也道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特性。
上卷:讲解了诗歌五曲(《鹿呜》、《伐檀》等)、一十二操(《将归操》、《猗兰操》等)和九引(《列女引》、《伯姬引》等);下卷:分别讲解了“河间杂歌”二十一首(《箕山操》、《周太伯》、《文王受命》等)。其中所涉及的故事、传闻绝大部分是有关先秦题材的,只少量的是西汉题材的。这些故事在带有民间的传奇色彩的同时却也不乏其学术价值。如通过诗歌五曲和其它乐曲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汉代即已有了琴歌与琴曲之分。另在《水仙操》一曲的解题中,讲了伯牙的老师成连学琴的故事。说伯牙一曲练了三年,仍弹不好。成连把他带到蓬莱山上,面对汹涌波涛,伯牙慌然醒悟,创作了琴曲《水仙操》。从此奠定了古琴美学中的移情说。《琴操》是现存介绍早期琴曲较为丰富的一本专著,其中的许多解题被后人所采用,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不拘泥于史实,特别是在曲作者方面,有些附会之说。
该书版本除王谟《汉魏遗书钞》外,另有马瑞辰序、孙星衍校的《平津馆丛书本》 (清嘉庆十年)、杨宗稷编《琴学丛书本》(清宣统二年)、《邵武徐氏刊本》(清道光元年后)等多种。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收有《平津馆丛书本》。另吉联抗辑存《琴操》两种版本(《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丛刊,一九九○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并附“琴操考异”、“一些说明”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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