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禅那理行诸诠集》。佛学著作。四卷。唐宗密撰。确切成书年代不详,但可以确定是宗密晚年作品,约著于唐太和三年(829年)至太和五年(831年)间。

　　宗密,俗姓何,世称圭峰禅师。生于唐建中元年(780年),卒于唐会昌元年(841年)。果州西充(今四川成都东)人。青少年时期熟读儒书。偶然遇道圆禅师(神会三传弟子),产生出家念头。二十七岁入佛门,次年受具足戒,后成为荷泽神会系的四传弟子。又遇华严宗四祖澄观,从学多年,后成为华严宗五祖,并退居终南山(今西安市南)智炬寺。四十九岁唐文宗诏他入京,讲经说法,深得赏识,赠以“大德”称号。宗密一生著作甚多,共有二百多卷,其中主要是对《圆觉经》的注释。如《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钞》十三卷,等等。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禅源诸诠集都序》和《华严原人论》。

　　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经常互相攻击。到了唐代后期,禅宗取得优势,但佛教内部又自相攻击。据传统看法,宗密为了息灭佛家自相攻击,削弱自宗力量,便把禅家的著作汇集为一藏,共一百卷(已佚),宗密为此集写了长达四卷的序文,即《禅源诸诠集都序》,企图把禅、教(指天台、唯识、三论、华严诸宗)统一起来,即“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

　　因此,《禅源诸诠集都序》的重要内容是调和禅、教两家的说法。宗密以十种理由论证禅、教本应互补,并无矛盾。第一,“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故”。宗密说,教是佛语,禅是佛意,语、意不可能不一致。第二,“禅有诸宗,互相违反故”。据宗密说,禅家大小派别几乎近百家,其中势力较大,理论上有重大区别的有十家。佛教内部理论上有重大区别是不行的,需要统一,这就需要用教家的佛经来验证。第三,习禅有高低之分,怎样算高,怎样算低,需要佛经为准绳,这又不可缺少教家。第四,佛讲法时,依听众不同而变化内容,有时讲得深,有时讲得浅,有时讲得明确,有时讲得含蓄。要准确了解佛意,仅依语言文字不行,这就用得着禅家那一套了。第五,“量有三种,勘契须同故”。对于真理(佛教真理)的验证,必须用三种“量”,即现量(感觉)、比量(推理)、佛言量(佛经中的文字)。教家但以佛言量,禅家但以现、比二量。这是不行的,应当三量具备。这样,教、禅都不可偏废。第六,“疑有多般,须具通决故”。到宗密时,禅宗已取得优势,于是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向禅僧提出佛教方面的问题。禅僧都是信口而答,并不依经,问难者认为,“经是佛语,禅是僧言”。禅僧的话并不能使人们全相信。宗密认为,回答问题必须以经文为根据,因此教家的佛经是不能废弃的。第七,在宗密看来,宇宙的一切无非“法”、“义”。“法”是众生心,“义”是体(事物的本体)、相(事物的相状)和用(事物的作用)。“法”产生“义”,这两者是不同的。禅家执“法”,认为“法”即宇宙一切;教家执“义”,认为“义”即宇宙一切。宗密认为应把“法”、“义”统一起来,这才不会有所偏。第八,“心通性相,名同义别”。关于“心”,宗密把它分为四种:(一)肉团心(五脏之一);(二)缘虑心(能觉知思考);(三)集起心(集积种子,生起现行);(四)真实心(佛家主观捏造出来的、只在观念上才有的心)。前三是“相”,后一是“性”。“性”产生“相”。禅家只知“性”;教家只知“相”,各有所偏,应全面理解。第九,关于修行次第,宗密那时有六种主张:(一)渐修顿悟;(二)顿悟渐修;(三)顿修渐悟;(四)渐修渐悟;(五)顿修顿悟;(六)法无顿渐,顿渐在机。禅家多生顿,教家主渐。宗密主张第六种,认为法本身并无顿渐,人根有利钝,故有快有慢,因此,顿渐并不矛盾,不必互相攻击。第十,禅家尚简,以为成佛很容易,便不重修习,甚至破坏戒律。教家尚繁,以为成佛很难,忘记自身原有的本觉真性,一味执著名相而不能自拔。宗密说过简、过繁都不能成佛。他主张执中,主张因病施药。

　　《禅源诸诠集都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按传统说法,是把华严宗与荷泽禅说成为佛教的最高教派。首先,他把将识破境教(指唯识宗)与息妄修心宗(指神秀一系的北宗)相配,指出它们的缺点,认为它们水平最低。其次,把密意破相显性教(指三论宗)与泯绝无寄宗(指牛头宗)相配,认为它们也有缺点,水平适中。最后,把显示真心即性教(指华严宗)与直显心性宗(荷泽宗)相配,认为它们是佛教的最高阶段。宗密主张禅教一致、禅教统一,其实就是要佛教各宗派都统一在华严与荷泽门下。《禅源诸诠集都序》还详细分析了空宗与有宗的区别、性宗与相宗的区别。

　　此《序》写成后,自裴休以后一千多年,都认为宗密写此《序》的目的是为了会通禅教。近世有人认为,由于宗密其时禅宗过于放逸,宗密写此《序》是为了用佛经来约束禅宗。

　　此《序》宋代即有刻本,明代即入藏。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金陵刻经处雕刻流传。一九三九年,日本学者将其译成日文,并做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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