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专著。二十六卷。清袁枚撰。初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撰者事迹参见“《小仓山房集》”条)

　　《随园诗话》系作者自己刻板印行,随编随刻,随刻随补,正文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本乎性情,注重灵机。袁枚认为,“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强调:“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以言我之情也”。袁枚还认为诗人抒写性情须有灵感触发。他说:“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他还说:“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但是,在袁枚看来,性情与学问、人巧与天籁,又须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因此诗人又应多读书:“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他还强调:“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同时,袁枚强调技巧的锻炼,认为“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袁枚的性灵说是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而提出来的。沈德潜等人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与此相反,袁枚指出:“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袁枚论诗,还提倡创新。对于姜白石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他赞赏备至。他说:“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袁枚也不反对用典。在他看来,“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只要“征文用典”为表现性灵服务,那就是有益的。《随园诗话》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比较强烈和深远的影响。此书问世后,几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钱钟书称该书“自来诗话,无可比伦”(《谈艺录》)。袁枚自己也说,该书刻行后,“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淄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以至“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

　　《随园诗话》最早的通行本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五十七年(1792年)的“随园自刻本”。近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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