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群雄事略》是记述元末明初群雄角逐的史料长编。钱谦益编著。本书《绛云楼藏书目》称《开国群雄事略》,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原书在清代仅有抄本,汉唐斋马氏、蘭味轩庄氏藏抄本、清抄本、黄丕烈藏抄本、张尔田藏抄本、沈韵斋藏抄本。1913年张钧衡以马氏、庄氏藏的两个抄本互为参校,定为12卷,收入《适园丛书》; 1982年中华书局的重印本,则是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沈韵斋抄本为底本,参照清抄本和 《适园丛书》本互校、标点、订正讹、舛、衍、脱之文,对疑难不能断者,加注说明,成为通行本。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崇祯初官至礼部右侍郎,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被革职。弘光朝投靠马士英,为礼部尚书。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仅任职六个月,即告病回乡,闲居至死。牧斋家有绛云楼,藏书颇丰。他博览群书,著作较多,诗文甚获时誉。除本书外,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另编有 《列朝诗集》。
《事略》14卷,约20万字,作于天启朝。卷前为自序,卷终附录《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文。正文以人物为篇,每人一篇为卷;唯张士诚多至3卷。卷1宋小明王,卷2滁阳王,卷3天完徐寿辉,卷4汉陈友谅,卷5夏明玉珍,卷6—8周张士诚,卷9台州方谷真(国珍),卷10汝宁李思齐,卷11河南扩廓帖木儿,卷12海西侯纳哈出,卷13福建陈友定,卷14东莞伯何真。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凡当时能罗致到手的资料尽量搜集。以卷1为例,引用史著注明出处的有《元史》、《草木子》、《元史续编》、《庚申外史》、《死节诗后序》、《太祖实录》、《诗序》、《皇明纪事录》、《龙飞纪略》、《鸿猷录》、《蜕庵集》、《金台集》、《秘阁元龟政要》、《辍耕录》、《续通鉴》、《龙凤事迹》、《静斋文集》、《天潢玉牒》、《陶学士文集》、《九朝野记》、《通览博论》、《平胡录》、《国初事迹》、《史乘考误》等二十四种之多。其中有些传抄本已不复见,通过剪裁、穿插,得以部分保存。《事略》按长编纂例,对采自诸书的抵牾之处不予改动。参差之处,不予划一,引用原文,不加修改。但对诸书记载的异名、异时、异事,则加按语订正。故本书是一部编撰较为认真、取材最为丰富、体例较为严谨的历史长编。
本书揭示农民起义以宗教组织和民谣煽动的特征。书中叙述韩山童聚众时打出弥勒的旗号。卷1引用《元史·顺帝纪》:“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又引《庚申外史》谈颍川红军响应:“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又蔓延到徐、淮,《明太祖实录》:“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而反。”钱氏摘取《庚申外史》这条史料之后说:“蕲州罗田县徐贞一,名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遂举兵为乱,亦以红巾为号。”但宗教只起组织、团聚作用,真正煽起群众反元狂潮的是以民谣形式出现的谶语。卷1引《草木子》:“韩山童等因挟诈,凿石人,止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又引《元史续编》:“庚寅岁(1350),河南、北童谣云: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还摘《庚甲外史》:“至正十一年(1351),濮州遂安童谣云: ‘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书中石人预言是普遍流行于河南北、徐淮的民谣,正和北系红巾军起义地域相符,也与钱氏自序:“元失其鹿,斩木揭竿,鱼书狐呼之徒,汝、颍先鸣,淮、徐响应,濠城 (郭子兴)遥借声势”互相印证。同时本书也能较客观地反映红巾军的作用以及朱元璋的成功与其他群雄失败的历史经验。朱元璋于即位前1年发布的《平周榜》里曾斥骂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但《事略》对红巾军为朱元璋崛起得以扫清道路障碍予以肯定。卷1引《元史·顺帝本纪》说:“大明皇帝起兵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皆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又引 《月山丛谈》载李文凤史论云: “韩氏父子、君臣起义,号召天下,天下云合响应。群雄并争,不谋而同。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
本书又引 《皇明纪事录》,说朱攻取金华,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又载叶子奇《静斋文集》,叶于处州上孙炎书,其八条条纲:“正彝偏以清化原;简英贤以熙庶绩;隆廉耻以革贪风;纪孝行以敦礼本;汰冗官以一其权;正刑赏以齐其炳;通钱币以权轻重;验产力以均赋役。”朱元璋虽没有重用叶氏,但以后施政基本照此办理。对群雄中张士诚的失败,引《明太祖实录》云:士信(士诚弟)“军中载妇人、乐器自随,以樗蒲踘蹴酣宴为事。诸将往往效之,故至于大败。”又引《农田余话》说:“张氏……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伎,购图画,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国弟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园中采莲,舟楫以沈檀为之,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但对张士诚等的不畏神权也有反映,书中引《辍耕录》云:“毁(苏州)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口路为隆平郡。”又引《平吴录》曰: “推其佛像,据坐大殿,复射三矢于栋上” 皆是。
4.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宣扬天命论。特别是叙论朱元璋称帝,更大肆宣扬。书中引权衡《庚申外史》所载童谣: “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羊儿年即丁未,至正十七年(1367)朱元璋定都建康,“郊天受命”,“岂不验哉”。引叶子奇《静斋文集》云: “命兹宅中于华夏,宜当修德以应天。”引刘辰《国初事迹》论曰: “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又引李文凤史论云:“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康。”此类有关天命之说比比皆是。
本书的特色是将元末农民起义和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史料,予以排比联接,帮助读者一览无余,时省而功倍;且体例严正,剪裁有序,能保存历史原貌。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君臣名分和封建正统史观上,其褒贬善恶。区分是非,不免偏袒本朝。自序云: “安丰(小明王建都安丰、意指韩林儿)之擐甲,宇逆耳于青田(刘基);瓜步之胶丹,终归狱于德庆(廖永忠)。”把沉溺宋主,归罪于廖永忠,其目的即欲掩盖朱元璋的借刀杀人。又书中记 “天完”,“汉”,“周”政权的建立者,皆以 “伪”、“窃”、“僭”冠其名号、称朱元璋为“上”,军队为 “吾军”、“吾师”,不无表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正统观念。但本书史料丰富,裁剪得体,为元末农民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佚失资料则是钱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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