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国志》是一部系统记载女真族建立金朝始末的史著。旧题宇文懋昭撰。最后成书约在元代中期。现存最早的本子为近人罗振玉、傅增湘等收藏的三个明代钞本。清扫叶山房本为通行本。近人章钰利用三个明钞本,统校扫叶山房本,今人崔文印又充分吸收了章钰、傅增湘等人的校勘成果,考订出该书史文的具体出处,编成 《大金国志校证》一书,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宇文懋昭,生平事迹无考,旧本题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并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进书表一通,称“偷生淮浦,窃禄金朝”,可见是一个从金统治区投奔南宋的人于金亡那年写成的。由于书中对宋、金、元的称谓不同,加上所叙事实、所引之书有晚于端平元年的,故后人多怀疑此书为伪作,或至少是经过后人窜改过的。经崔文印详细考证,认为从时间下限看,金海陵帝南伐的正隆六年(1161)是原书帝纪的结束,即包括卷1至卷15的帝纪,卷27的开国功臣传以及杂录、杂载制度亦为原著。而卷16至卷26的帝纪和两卷文学翰苑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十分低劣,显系入元以后的狗尾续貂之作。

　　《大金国志》共40卷。卷首有进书表一通,金国初兴本末、世系图、九主年谱各一;卷1至卷26为金朝诸帝纪;卷27为开国功臣传;卷28、29为文学翰苑传;卷30至卷32为杂录,载有金朝所立傀儡张邦昌、刘豫诸事;卷33至卷39为制度,包括天文、地理、京城、陵庙、仪卫、车旗、服色、官品、诰敕、除授、科举、条教、赦宥、田猎、屯田、军队以及婚姻、饮食等各种制度;卷40节录了许元宗奉使行程录。全书体例驳杂,前26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太祖完颜旻至义宗皇帝金朝九主的史事,后14卷则为纪传体,与正史中的列传、志相似。

　　《大金国志》的成书要早于《金史》,而且,它也是《金史》之外唯一的一部系统的金代史著,是研究金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官修《金史》的资料来源主要取自实录和国史,而《大金国志》则有所不同。元人苏天爵提到:“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见 《滋溪文稿》卷25 《三史质疑》)排除了该书钞自 《金史》的可能性。从卷1至卷15的帝纪内容看,写法有纲有目,属于纲类文字顶格写,属于目类文字低一格写,前者大致取资于《中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十朝纲要》诸书,后者是大段史文的征引,主要取自 《金虏节要》、《松漠纪闻》等书。整整十五卷纪年,条分缕析,把金朝从草创到巩固发展约40多年历史,简单明了地概述出来。如海陵王一朝的记载,《金史》中既片面又简略,在本书中却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关于议论迁都燕京的决策过程,《金史》中更不见有记载。又如典章制度,《金史》多详于世宗大定年以后,而本书却止于海陵王末、大定初年,显然可以与 《金史》相互参考,如卷38的“京府州军”对大定以前的建置、沿革、损益记载得十分清楚,以致钱大昕赞为“总京府州军计之.正合百七十九之数,是足以订史文之误矣。”(见 《廿二史考异》卷84)其他诸如宫阙制度、职官舆服、杂色仪制等都详载无遗,对全面了解金朝典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汇录了有关张邦昌、刘豫所建楚、齐政权的若干资料,辑录了部分宋金往来誓书等,虽然可以在《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吊伐录》诸书中找到,但文字却有不同。又如许元宗的 “行程录”,尽管也是节略,由于来源不同,与《 三朝北盟会编》 相校,后者有大段脱文。至于本书所钞撮的宋元时期各种记载,有的迄今尚能考出,有的却早已散佚(如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幸赖此书得以保存,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

　　前人评价 《大金国志》“多荒谬无稽,复沓冗俗”,这实为过分之语。书中的庙号谥号混淆、时间前后倒错、人物张冠李戴,事件无中生有等诸多错误,经崔文印考辨,认为是续作者低劣加工所致,不是宇文懋昭原著的过失。当然,原著中亦有采自野闻里说,遗闻轶事之处,不尽可信,但大部分记事是与他书相印证或可补他书之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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