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我国古代第1部史学理论专著。唐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该书的刊本流传不多。到了明代,重经多人校定刊刻行世,以万历三十年张鼎思刻本为最完善,其常见的注释本有陆深的《史通会要》、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王维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故补》;而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8年将该书校点重印,并附录了陈汉章的 《史通补释》、杨明照的 《史通通释补》和罗常培的 《史通增释序》 3种,为现行最好的版本。
刘知几 (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出身于世代官僚并以文词知名的家庭,自幼博览群书,“喜谈名理”,20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一生中做过主簿、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等官。他初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再以凤阁舍人监修国史,复以秘书少监领史事,“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史学中。他的著作很多,大都失传,《史通》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
《史通》全书20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10卷,均为专题论文的形式。内篇39篇,其中 《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仅存目录,故今内篇为36篇; 外篇13篇。全书共49篇,连同自注,约有8万8千多字,书中每篇都有明确的范围和论点,同时内外篇又互相联系和补充,构成一个较严整的体系。
《史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1.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唐以前的史学源流、史书体例和史官制度。《史通》将古代史学分叙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又将六家归结为纪传和编年两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长短得失一一作出评述。刘知几还把纪传、编年二体总称为 “正史”,正史以外的其他各种史书则统称为“杂史”。杂史可细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种,从而全面地概括了古代史籍的分类情况。在 《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知几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2. 对历史编纂学的体例、方法、原则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及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各自得失。在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中,刘知几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体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详加分析,认为本纪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屈”,则是列传的任务。《史通》作者反对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谬乎?”对于书志,则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对于各史的论、赞,也多持批评态度。
在编纂方法上,《史通》涉及范围更广,论及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慎省等十余种问题。刘知几指出叙事是写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忌繁芜之失,应以 “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写人物要有选择,不能 “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记述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以避免 “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刘知几亦认为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而且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以上各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明确地提出了治史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三者中尤以史识为重的思想,为史家指出了修养的基本方向。此“三长论”,时人“以为知言”,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4. 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认为论述天下兴亡应以人事为主,并提出了“善恶必书”,反对“曲笔诬书”等一系列修史原则,刘知几认为国家的成败兴亡,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天命,“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学家撰写历史,应“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在《惑经》、《疑古》等篇中,刘知几对孔子、《春秋》、《尚书》等圣人、经书提出了疑问和指责,对后人震动不小。
5. 反对泥古,具有进化的历史观。刘知几在 《史通》 中强调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古往今来,质文递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明确地提出了 “随时”的主张,反对那种“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的不通世务、不合时宜的复古思想。
《史通》总结了古代史学的成就,探讨了主要史书的体例、方法等,从而建立了史学批判、史学史以及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继往开来,把中国古代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史学中的不朽著作,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通》问世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知友徐坚赞叹道:“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明代王维俭认为:“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益于后学。”(《史通训故序》)清人钱大昕则云:“刘氏用功既深,遂立言而不朽。”(《十驾斋养新录·史通》)近人梁启超也认为:“自有刘氏、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近现代的许多学者,如吕思勉、白寿彝、刘杰、朱杰勤、陈光崇、高国杭、王树民等,都对《史通》作过较深的研究,并有论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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