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冷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丐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蜕恋绨阆肫稹昂竺嬉欢ㄊ撬?薄H肆Τ捣蚺艿煤芸欤?谌?疽祸???保?壹??诺墓?皇歉龊蜕校?羼车牧常?ハ掠邢∈璧某?住N业�感情有点激�??八?戳耍闭庋?胱牛?怕呕赝吠?窃饺ピ皆兜某蹬竦暮笥啊?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惝恍的成份。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丐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丐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力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汉族人。字圣陶。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中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等杂志，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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