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薮》是评论历代诗歌的诗话著作,明胡应麟著。通行本有清末广雅书局刊本,附刻于《少室山房笔丛》后,但非足本,缺外编宋、元两卷和续编两卷。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年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为最早,惜为残本,仅内编古体3卷,外编周汉、六朝、唐上3卷。南京图书馆藏日本贞享三年丙寅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刊明本较全。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此本并校补广雅书局刊本标点排印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用胡氏原刊本和朝鲜旧刊本校补,出版了新1版。

　　胡应麟 (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万历年间中举,久试进士不第,遂筑室山中,以读书著述为业。胡氏广涉书史,学识渊博,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及 《诗薮》。

　　《诗薮》共20卷,约20万言。全书共分4编,其中内编6卷,以体为序,分论自杂言至绝句的古近体诗;外编6卷,以时代为序,分论自周至元各代诗;杂编6卷,“遗逸”、“闰余”各占3卷,为内外二编补遗;续编2卷,论及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作。

　　《诗薮》大要秉承王世贞兄弟 《艺苑卮言》和 《艺圃撷余》论诗主旨,提倡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其论诗主张要为两方面:

　　一、尚格而主变。《内编》卷1言: “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风》《雅》之规,典则居要; 《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途也。”又说: “四言变而 《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 《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这是胡应麟论诗的主旨。他一方面认为古代诗歌体以代变,另一方面又指出格以代降。“体以代变”,意为时代不同,诗体亦因此而变。内编6卷,分体论诗,系统地阐述了古代诗歌各体源流,品评各体代表诗作,注重对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探讨。“格以代降”指从《诗经》到唐诗,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格,而诗格随着时代的推进却每况愈下。既然“格以代降”,诗歌创作的振兴繁盛,出路即在复古。

　　二、尚法而重悟。《内编》卷5说: “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二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所论主旨在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诗歌创作应力求达到 “法”与“悟”的统一。所谓“法”亦即 “体格声调”;“悟”则为 “兴象风神”即 “神韵”。胡氏发挥严羽 《沧浪诗话》镜花水月之喻,将其建立在格调说的基础上,既不赞成只求 “悟”而弃 “法”,也不同意拟则前人,而是将二者巧为调合,既强调诗歌必须骨肉、气韵、意象、声色俱存,而不应该像宋人那样,“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气,不得其韵;得其意,不得其象,至声与色并亡之矣。”( 《内编》卷4)只有 “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方能达到 “诗之美善备” ( 《外编》卷5) 之境界。胡氏以格调兼神韵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标举汉魏盛唐,于李、杜更是赞颂备至,称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内编》卷4)。

　　《诗薮》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各体诗的源流,注重对各种诗体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探讨,在对诗人及作品的评论中多有精辟见解; 主张尚格和主变的统一、尚法和重悟的统一,并在明代诗歌论坛上首次倡导以神韵论诗,力求于复古之基础上有所创造。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较为重要的贡献。此外,在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作及诗论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亦有较大的资料价值。但是应该看到,其将格调与神韵巧为调和,毕竟未能完全脱尽“前后七子”复古论调的窠臼,主变又万变不离复古之宗。郭绍虞认为: “明人复古,却正以复古为变。这在复古运动上找到崭新的理论,又是他(胡应麟)的巧为调和之一。一般反对复古论者都以‘变’为中心,而他却于变的理论上建立他的复古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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