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 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 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着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的盲目的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 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 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的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晴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的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的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 我有点惊奇的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 ……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 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的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 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的对我说道:

　　“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的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 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 ……”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的说:

　　“是呀! 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

　　“那! ……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 说:

　　“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的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的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做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咪咪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的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付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的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 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 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的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土。……”

　　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的跳起身,磕磕绊绊的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一九五八年三月

　　(原载《延河》1958年第3期)

　　【赏析】

　　《百合花》写在1958年,是茹志鹃前期的代表作。时隔三十余年,作者以她的清新、蕴藉、委婉、细腻的艺术风格所培植的这一株百合花,仍然散发着沁人的幽香,充满了迷人的魅力。《百合花》在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中有着一定的地位。

　　运用典型细节是《百合花》的一个重要艺术表现手段。《百合花》的情节单纯,故事性不强,并没有多大的波澜起伏。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画上。”在她的笔下,丰富的细节是开展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如新媳妇要替通讯员缝上衣肩上的破洞这个细节,是贯穿全篇的鼎力之笔。此后共有三处写到这衣肩上的破洞。第二次是写新媳妇凭着“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认出了躺在门板上的身负重伤的正是通讯员。第三次则写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 这一针针缝进去的是农村妇女对解放军的真挚、纯洁的爱,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骨肉深情。在这里,挂破衣肩如此平常的生活细节,却被作者描绘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发挥得淋漓尽致、委婉曲折。在这个细节布置过程中,作者又十分注意了它的前呼后应,所以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对新媳妇的性格刻划,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同时也产生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在《百合花》中,细节描写可谓俯拾皆是。如通讯员步枪筒里插上的几根稀疏的树枝,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新媳妇低头咬着嘴唇笑的神态,和她那条印有百合花的新被子,等等。它们有的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主题,有的为人物形象的描绘添上精彩的一笔,有的渲染了环境氛围,有的为情节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百合花》中的细节描写是独具匠心,富有表现力的。乍看描写的是不起眼的细节,然而作者的笔触却是游弋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在她的笔下,普通人物闪烁着熠熠光彩,革命战争年代里的军民关系被写得温馨、圣洁、诗意、富有情致,这一切着实令人神往。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写。作者构思精巧,她聪颖地把“我”作为作品叙写故事、展开情节、刻画主要人物形象的一个“视点”。作品的情节一展开,就写道:由于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朝前走,一点也不顾及“我”,“我”对通讯员“生起气来”。接着写当“我”对他的走路动作仔细观察后,发现了他的敏锐机警,于是对他“发生了兴趣”。当“我”了解了他的家庭和经历,“我”立刻“对这位同乡更加亲热起来”。以后又写“我”已“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作者对“我”的感情起伏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挖掘,细致描绘,随着“我”内心世界细腻而有层次的揭示,主观感情的抒发,通讯员的英雄形象也由远到近,由淡到浓,由表及里地逐渐清晰丰满了起来。作者就是这样巧妙地借助了第一人称“我”这个“视点”,来刻划形象组织情节,强烈而鲜明地抒发了感情,表达了主题的。

　　茅盾指出:“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百合花》就是如“静夜箫声”的佳作,它体现了茹志鹃的艺术风格。《百合花》取材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斗争生活。作者以“我”去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为情节线索,以借一条印有百合花图案的被子为中心事件,精心塑造了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两个人物形象。小说选取的是革命战争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它由小见大,没有正面描写战火纷飞、壮怀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描写了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幅动人景象; 小说也没有直接表现我军战士冲锋陷阵的骁勇斗志,而是刻画了和作者 “同过甘苦”,“一起面对过严峻的现实”的平凡而又崇高的人物形象。作者用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作为《百合花》的基调,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意味隽永,充满优美的诗情。同时也表现了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思想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这种空灵的抒情笔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哲理相结合的艺术境界。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一扫原先的“那种忸怩羞涩”,替通讯员“拭着身子”和“缝他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时所表现出来的虔诚与庄严,正是体现了“一个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人站起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哲理。作者把普通人民这段历史的心理历程,惟妙惟肖地记录了下来。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使她的小说成为小说的诗,诗的小说。因而,《百合花》读起来与其说像小说,不如说像抒情诗。

　　《百合花》的问世,标志着茹志鹃艺术风格的形成。从此,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她深深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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