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月里,这真是个好天气。特别在出殡的日子,太阳那么绚灿地普照着,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一层隐秘的喜气了。有一支中音的萨土风在轻轻地吹奏着很东洋风的“荒城之月”。它听来感伤,但也和这天气一样地,有一种浪漫的悦乐之感。他为高个子修好了伸缩管,别起嘴将喇叭朝着地下试吹了三个音,于是抬起来对着大街很富于温情地和着“荒城之月”。然后他忽然地停住了,他只吹了三个音。他睁大了本来细眯着的眼,他便这样地在伸缩的方向看见了伊。

　　高个子伸着手,将伸缩喇叭接了去。高个子说:

　　“行了,行了。谢谢,谢谢。”

　　这样说着,高个子若有所思地将喇叭挟在腋下,一手掏出一支绉得像蚯蚓一般的烟伸到他的眼前,差一点碰到他的鼻子。他后退了一步,猛力地摇着头,别着嘴做出一个笑容。不过这样的笑容,和他要预备吹奏时的表情,是颇难于区别的。高个子便咬那烟,用手扶直了它,划了一支洋火烧红了一端,喔叽哔叽地抽了起来,他坐在一条长木凳上,心在很异样地悸动着。没有看见伊,已经有五年了罢。但他却能一眼便认出伊来,伊站在阳光里,将身子的重量放在左腿上,让臀部向左边画着十分优美的曼陀玲琴的弧。还是那样的站法呵。然而如今伊变得很婷婷了。很多年前,伊也曾这样地站在他的面前。那时他们都在康乐队里,几乎每天都在大卡车的颠簸中到处表演。

　　“三角脸,唱个歌好吗?”伊说。声音沙哑,仿佛鸭子。

　　他猛然地回过头来,看见伊便是那样地站着,抱着一支吉他琴。伊那时又瘦又小,在月光中,尤其显得好笑。

　　“很夜了,唱什么歌!”

　　伊只顾站着,那样地站着。他拍了拍沙滩,伊便很和顺地坐在他的旁边。月亮在海水中碎成许多闪闪的鱼鳞。

　　“那么说故事罢。”

　　“啰!”

　　“说一个就好。”伊说着,脱掉拖鞋,裸着的脚鸭子便像蟋蟀似地钉进沙里去。

　　“十五、六岁了,听什么故事!”

　　“说一个你们家里的故事。你们大陆上的故事。”

　　伊仰着头,月光很柔和地敷在伊的干枯的小脸,使伊的发育得很不好的身体,看来又笨又拙。他摸了摸他的已经开始有些儿发秃的头。他编扯过许多马贼、内战、私刑的故事。不过那并不是用来迷住像伊这样貌美的女子的呵。他看着那些梳着长长的头发的女队员们张着小嘴,听得入神,真是赏心乐事。然而,除了听故事,伊们总是跟年轻的乐师泡着。这使他寂寞的得。乐师们常常这样说:

　　“我们的三角脸,才真是柳下惠哩!”

　　而他总是笑笑,红着那张确乎有些三角形的脸。

　　他接过吉他琴,撩拨了一组和弦。琴声在夜空中铮錝着。渔火在极远的地方又明又灭。他正苦于怀乡,说什么“家里的”故事呢?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叹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写在一个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插画,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姊姊……

　　伊坐在那里,抱着腿,很安静地哭着。他慌了起来,嗫嗫地 说:

　　“开玩笑,怎么的了!”

　　伊站了起来。瘦梭梭地,仿佛一具着衣的骷髅。伊站了一会儿,逐渐地把重心放在左腿上,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的。然而,于今伊却穿着一套稍嫌小了一些的制服。蓝的底子,到处镶滚着金黄的花纹。十二月的阳光浴着伊,使那怵目得很的蓝色,看来柔和了些。伊的戴着太阳眼镜的脸,比起往时要丰腴了许多。伊正专心地注视着在天空中画着椭圆的鸽子们。一面红旗在向他们招摇。他原可以走进阳光里,叫伊:

　　“小瘦丫头儿!”

　　而伊也会用伊的有些沙哑的嗓门叫起来的罢。但他只是坐在那儿,望着伊。伊再也不是个“小瘦丫头儿”了。他觉得自己果然已在苍老着,像旧了的鼓,缀缀补补了的铜号那样,又丑陋、又凄凉。在康乐队里的那么些年,他才逐渐接近四十。然而一年一年地过着,倒也尚不识老去的滋味的。不知道那些女孩儿们和乐师们,都早已把他当作叔伯之辈了。然而他还只是笑笑。不是不服老,却是因着心身两面,一直都是放浪如素的缘故。他真正的开始觉着老,还正是那个晚上呢。

　　记得很清楚:那时对于那样地站着的,并且那样轻轻地淌泪的伊,始而惶惑,继而怜惜,终而油然地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想起来,他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的。从那刹时起,他的心才改变成为一个有了年纪的人的心了。这样的心情,便立刻使他稳重自在。他接着说:

　　“开玩笑,这是怎么的了,小瘦丫头儿!”

　　伊没有回答。伊努力地抑压着,也终于没有了哭声。月亮真是美丽。那样静悄悄地照明着长长的沙滩、碉堡、和几栋营房,叫人实在弄不明白: 何以造物要将这么美好的时刻,秘密地在阒无一人的夜更里展露呢?他捡起吉他琴,任意地拨了几个和弦。他小心地、讨好地、轻轻地唱着:

　　——王老七,养小鸡,

　　叽咯叽咯叽——

　　伊止不住地笑了起来。伊转过身来,用一只无肉的腿,向他轻轻地踢起一片细沙。伊忽然又一个转身,擤了很多的鼻涕。他的心因着伊的活泼,像午后的花朵儿那样绽然地盛开起来。他唱着:

　　王老七……

　　伊揩好了鼻涕,盘腿坐在他的面前。伊说:

　　“有烟么?”

　　他赶忙搜了搜口袋,递过一支雪白的纸烟,为伊点上火。打火机发着殷红的火光,照着伊的鼻端。头一次他发现伊有一个很好的鼻子,瘦削,结实,且因留着一些鼻水,仿佛有些凉意。伊深深地吸了一口,低下头,用挟住烟的右手支着颊。左手在沙地上歪歪斜斜地画着许多小圆圈。伊说:

　　“三角脸,我讲个事情你听。”

　　说着,白白的烟从伊的低着的头,袅袅地飘了上来。他说:

　　“好呀,好呀。”

　　“哭一哭,好多了。”

　　“我讲的是猴子,又不是你。”

　　“差不多——”

　　“哦,你是猴子啦,小瘦丫头儿!”

　　“差不多。月亮也差不多。”

　　“嗯。”

　　“唉,唉! 这月亮。我一吃饱饭就不对。原来月亮大了,我又想家了。”

　　“像我罢,连家都没有呢。”

　　“有家。有家是有家啦,有什么用呢?”

　　伊说着,以臀部为轴,转了一个半圆。伊对着那黄得发红的大的月亮慢慢地抽着纸烟,烟烧得“丝丝”作响。伊掠了掠头发,忽然说:

　　“三角脸。”

　　“呵”他说,“很夜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

　　他于是站了起来。他用衣袖擦了擦吉他琴上的夜露,一根根放松了琴弦。伊依旧坐着,很小心地抽着一截烟屁股,然后一弹,一条火红的细弧在沙地上碎成万点星火。

　　“我想家,也恨家里。”伊说,“你会这样吗?——你不会。”

　　“小瘦丫头儿,”他说,将琴的胴体抬在肩上,仿佛扛着一支枪。他说:“小瘦丫头,过去的事,想它做什么?我要像你,想,想! 那我一天也不要活了!”

　　伊霍然地站立起来,拍着身上的沙粒。伊张着嘴吧打起哈欠来。眨了眨眼,伊看着他,低声地说:

　　“三角脸,你事情见得多,”伊停了一下,说,“可是你断断不知道:一个人被卖出去,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他猛然地说,睁大了眼睛。伊看着他的微秃的、果然有些儿三角形的脸,不禁笑了起来。

　　“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地被卖掉了。两万五,卖给他两年。”伊说。

　　伊将手插进口袋里,耸起板板的小肩膀,背向着他,又逐渐地把重心移到左腿上。伊的右腿便在那里轻轻地踢着沙子,仿佛一只小马儿。

　　“带走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娘躲在房里哭,哭得好响,故意让我听到。我就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哼!”

　　“小瘦丫头!”他低声说。

　　伊转身望着他,看见他的脸很忧戚地歪扭着,伊便笑了起 来:

　　“三角脸,你知道! 你知道个屁呢!”

　　说着,伊又躬着身子,擤了一把鼻涕。伊说:

　　“夜了。睡觉了。”

　　他们于是向招待所走去。月光照着很滑稽的人影,也照着两行孤独的脚印。伊将手伸进他的臂弯里,渴睡地张大了嘴打着哈欠。他的臂弯感觉到伊的很瘦小的胸。但他的心却充满另外一种温暖。临分手的时候,他说:

　　“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

　　伊扮了一个鬼脸,蹒跚地走向女队员的房间去。月在东方斜着,分外地圆了。

　　锣鼓队开始作业了。密密的脆皮鼓伴着撼人的铜锣,逐渐 使这静谧的午夜扰骚了起来。他拉低了帽子,站立了起来。他 看见伊的左手一晃,在右腋里挟住一根银光闪铄的指挥棒。指挥棒的小铜球也随着那样的一晃,有如马嘶一般地轻响起来。伊还是个指挥呢!

　　许多也是穿着蓝制服的少女乐手们都集合拢了。伊们开始吹奏着把节拍拉慢了一倍的“马撒,永眠黄泉下”的曲子。曲子在振耳欲聋的锣鼓声的夹缝里,悠然地飞扬着,混合着时歇时起的孝子贤孙们的哭声,和这么绚然的阳光交织起来,便构成了人生、人死的喜剧了。他们的乐队也合拢了。于是像凑热闹似地,也随而奏吹起来了。高个子很神气地伸缩着他的管乐器,很富于情感地吹着“游子吟”。也是将节拍拉长了一倍,仿佛什么曲子都能当安魂曲似的——只要拉慢节拍子,全行的。他把小喇叭凑在嘴上,然而他并不真吹。他只是做着样子罢了。他看着伊颇为神气地指挥着,金黄的流苏随着棒子风舞着。不一会他便发觉了伊的指挥和乐声相差约有半拍,他这才记得伊是个轻度的音盲。

　　是的,伊是个音盲。所以伊在康乐队里,并不曾是个歌手。可是伊能跳很好的舞,而且也是个很好的女小丑,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唯一美丽的地方——鼻子,瘦板板的站在台上,于是台下卷起一片笑声。伊于是又眨了眨木然的眼,台下便又是一阵笑谑。伊在台上固然不唱歌,在台下也难得开口唱唱的。然而一旦伊高兴起来,便要咿咿呀呀地唱上好几小时,把一支好好的歌,唱得支离破碎,暗哑不成曲调。

　　有一个早晨,伊忽然轻轻地唱起一支歌来。继而一支接着一支,唱得十分起劲。他在隔壁的房间修着乐器,无可奈何地听着那么折磨人的歌声。伊唱着: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飘呀飘……

　　唱过一遍,停了一会儿,便又从头唱起。一次比一次温柔,充满情感。忽然间,伊说:

　　“三角脸!”

　　他没有回答。伊轻轻地敲了敲三夹板的墙壁,说:

　　“喂,三角脸!”

　　“哎!”

　　“我家离绿岛很近。”

　　“神经病。”

　　“我家在台东。”

　　“……”

　　“他×的,好几年没回去了!”

　　“什么?”

　　“我好几年没回去了!”

　　“你还说一句什么?”

　　伊停了一会,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说:

　　“三角脸。”

　　“啰!”

　　“有没有香烟?”

　　他站起来,从夹克口袋摸了一根纸烟,抛过三夹板给伊。他听见划火柴的声音。一缕青烟从伊的房间飘越过来,从他的小窗子飞逸而去。

　　“买了我的人把我带到花莲,”伊说,吐着嘴唇上的烟丝。伊接着说:“我说:我卖笑不卖身。他说不行,我便逃了。”

　　他停住手里的工作,躺在床上。天花板因漏雨而有些发霉了。他轻声说:

　　“原来你还是个逃犯哩!”

　　“怎么样?”伊大叫着说,“怎么样?报警去吗?呵?”

　　他笑了起来。

　　“早上收到家里的信,”伊说,“说为了我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

　　“呵,呵呵。”

　　“活该,”伊说,“活该,活该!”

　　他们于是都沉默起来。他坐起身来,搓着手上的铜锈。刚修好的小喇叭躺在桌子上,在窗口的光线里静悄悄地闪耀着白色的光。不知道怎样地,他觉得沉重起来。隔了一会,伊低声说:

　　“三角脸。”

　　他咽了一口气,忙说:

　　“哎。”

　　“三角脸,过两天我回家去。”

　　他细眯着眼望着窗外。忽然睁开眼睛,站立起来,嗫嗫地 说:

　　“小瘦丫头儿!”

　　他听见伊有些自暴自弃地呻吟了一声,似乎在伸懒腰的样子。伊说:

　　“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了。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

　　他走到桌旁,拿起小喇叭,用衣角擦拭着它。铜管子逐渐发亮了,生着红的、紫的圈圈。他想了想,木然地说:

　　“小瘦丫头儿。”

　　“嗯。”

　　“小瘦丫头儿,听我说:如果有人借钱给你还债,行吗?”

　　伊沉吟了一会,忽然笑了起来。

　　“谁借钱给我?”伊说:“两万五咧! 谁借给我?你吗?”

　　他等待伊笑完了,说:

　　“行吗?”

　　“行,行,”伊说,敲着三夹板的壁,“行呀! 你借给我,我就做你的老婆。”

　　他的脸红了起来,仿佛伊就在他的面前那样。伊笑得喘不过气来,捺着肚子,扶着床板。伊说:

　　“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

　　伊于是又爆笑起来。他在隔房里低下头,耳朵涨着猪肝那样的赭色。他无声地说:

　　“小瘦丫头儿……你不懂得我。”

　　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一路上,他明明知道绝不是心疼着那些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

　　几支曲子吹过去了。现在伊又站在阳光里。伊轻轻地脱下制帽,从袖卷中拉出手绢揩着脸,然后扶了扶太阳镜,有些傲然地环视着几个围观的人。高个子挨近他,用痒痒的声说:

　　“看看那指挥的,很挺的一个女的呀!”

　　说着,便歪着嘴,挖着鼻子。他没有作声,而终于很轻地笑了笑。但即便是这样轻的笑脸,都绉起满脸的波纹来。伊留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高高地梳着一个小髻。脸上多长了肉,把伊本来便很好的鼻子,衬托得尤其精神了。他想着:一个生长,一个枯萎,才不过是五年先后的事! 空气逐渐有些温热起来。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凭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撼着红旗,都不起飞了。它们只是斜着头,楞楞地看着旗子,又拍了拍翅膀,依旧只是依偎着停在那里。纸银的灰在离地不高的地方打着卷、飞扬着。他站在那儿,忽然看见伊面向着他。从那张戴着太阳镜的脸,他很难于确定伊是否看见了他。他有些青苍起来,手也有些抖索了。他看着伊也木然地站立在那里,张着嘴。然后他看见伊向这边走来。他低下头,紧紧地抱着喇叭。

　　他感觉到一个蓝色的影子挨近他,迟疑了一会,便同他并立着靠在墙上,他的眼睛有些发热了,然而他只是低弯着头。

　　“请问——”伊说。

　　“……”

　　“是你吗?”伊说,“是你吗?三角脸,是……”伊哽咽起来:“是你,是你。”

　　他听着伊哽咽的声音,便忽然沉着起来,就像海滩上的那夜一般。他低声说:

　　“小瘦丫头儿,你这傻小瘦丫头!”

　　他抬起头来,看见伊用绢子捂着鼻子、嘴。他看见伊那样地抑住自己,便知道伊果然成长了。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有十数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曾类似这样地笑过。忽然一阵振翼之声响起,鸽子们又飞翔起来了,斜斜地划着圈子。他们都望着那些鸽子,沉默起来,过了一会,他说:

　　“一直在看着你当指挥,神气得很呢!”

　　伊笑了笑,他看着伊的脸,太阳镜下面沾着一小滴泪珠儿,很精细地闪耀着。他笑着说:

　　“还是那样好哭吗?”

　　“好多了,”伊说着,低下了头。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都望着越划越远的鸽子们的圈圈儿。他夹着喇叭,说:

　　“我们走,谈谈话。”

　　他们并着肩走过愕然着的高个子。他说:

　　“我去了马上来。”

　　“呵呵,”高个子说。

　　伊走得很婷婷然,他却有些伛偻了。他们走完一栋走廊,走过一家小戏院,一排宿舍,又过了一座小石桥。一片田野迎着他们,很多的麻雀聚栖在高压线上。离开了充满香火和纸银的气味,他们觉得空气是格外的清舒新爽了。不同的作物将田野涂成不同深浅的绿色的小方块。他们站住了好一会,都沉默着。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幸福的感觉涨满了他的胸膈。伊忽然地把手伸到他的臂弯里,他们便慢慢地走上一条小坡堤。伊低声地说:

　　“三角脸,”

　　“嗯。”

　　“你老了。”

　　他摸了摸秃了大半的、尖尖的头,抓着,便笑了起来。他说:

　　“老了,老了。”

　　“才不过四、五年。”

　　“才不过四、五年。可是一个日出,一个日落呀!”

　　“三角脸——”

　　“在康乐队里的时候,日子还蛮好呢,” 他紧紧地挟着伊的手,另一只手一晃一晃地玩着小喇叭。他接着说:“走了以后,在外头儿混,我才真正懂得一个卖给人的人的滋味。”

　　他们忽然噤着。他为自己的失言恼怒地别着松弛的脸。伊依然抱着他的手。伊低下头,看着两双踱着的脚。过了一会儿,伊说:

　　“三角脸——”

　　他垂头丧气,沉默不语。

　　“三角脸,给我一根烟。”伊说。

　　他为伊点上烟,双双坐了下来。伊吸了一阵,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坐在那儿,搓着双手,想着些什么。他抬起头来,看看伊,轻轻地说:

　　“找我?找我做什么!”他激动起来了,“还我钱是不是?……我可曾说错了话么?”

　　伊从太阳镜里望着他的苦恼的脸,便忽而将自己的制帽盖在他的秃头上。伊端详了一番,便自得其乐地笑了起来。

　　“不要弄成那样的脸罢!否则你这样子倒真像个将军呢!”伊说着,扶了扶眼镜。

　　“我不该说那句话。我老了,我该死。”

　　“瞎说。我找你,要来赔罪的。”伊又说:

　　“那天我看到你的银行存折,哭了一整天。他们说我吃了你的亏,你跑掉了。”伊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我真没料到你是真好的人。”伊说,“那时你老了,找不上别人。我又小又丑,好欺负。三角脸。你不要生气,我当时老防着你呢!”

　　他的脸很吃力地红了起来。他不是对伊没有过欲情的。他和别的队员一样,一向是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对于这样的人,欲情与美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很细的嗓子问我的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大阳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伊说:

　　“然而我一点也没有怨恨。我早已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你一面。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

　　“我挣够给他们的数目,又积了三万元。两个月前才加入乐社里,不料就在这儿找到你了。”

　　“小瘦丫头!”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罢!”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 的。”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只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大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

　　(原载台湾《现代文学》1964年第19期)

　　【赏析】

　　陈映真是台湾五、六十年代涌现的作家。和那些崇尚现代主义技巧风格,着重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失落感,抒发个人的精致感觉,倾心于艺术形式追求的台湾新生代作家不同,他是一个特别看重文学使命感,热切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用结实的现实主义方法和技巧,展示台湾乡镇小知识分子和底层小人物喜怒哀乐、辛酸苦辣、人生沉浮画卷的作家。他常被人称为“乡土作家”。但他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侧重民风民俗精细展示的乡土作家,他的眼光常常飞出小岛投向海峡两岸,抒发着炎黄子孙共有的统一祖国的美好情感和愿望。

　　《将军族》是陈映真的成名作、代表作。小说发表于1964年,不久被改编成电影《再见阿郎》。

　　小说的许多基本母题元素都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如天涯沦落人的相逢相知,烟笼雾绕挥之不去的乡愁,良家女儿卖笑生涯的痛苦和不甘沦落的反抗,都不能不使熟悉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和人物的读者产生广泛的联想,并且找到与之对应的文学原型,但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把所有这一切古典性原型性的母题元素,极其有机地毫不生硬地糅合进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叙述框架,即“三角脸/小瘦丫头”相互关系变动的叙述框架中,从而获得一种令人惊讶感佩和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在这个叙述框架中,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诗意情绪情调物态化的艺术符号,如白居易长诗《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与江州司马。而是各自带着自己的不同祖籍和漫长的一段人生历史,以“外省人/本地人”的身份纳入同一场景同一叙述框架之中。“说一个你们家里的故事。你们大陆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姐姐曾说给他听过。”“乡下的猪、牛那样地被卖掉了”。……一些似乎漫不经心的动态的对话和心理描写,都在无时不刻地提供读者一种心理暗示,通过“大陆”,“东北”、“乡下”、“家”等字眼的嵌入,暗示着彼此曾经所处的不同空间。在这篇小说中,“不同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叙述元素,因为正是两个不同空间人的境遇衍演了全部的故事,并且升华为小说最后的辉煌与悲伤。三角脸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孤苦伶仃地浪迹天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狂嫖滥赌的灵魂下坠;小瘦丫头被卖到烟花场中,卖身不卖笑,出逃被抓,不得不又堕入风尘。透过小说对人物极其结实的现实主义描写,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在康乐队里不期而遇的极其凄惨的小人物视为一组富于转喻性的对比。三角脸与小瘦丫头的各自不同经历都有着巨大的典型性和概括力。倘若说三角脸的一生是许多的大陆去的退伍老兵的共同写照的话,那么小瘦丫头就是当年台湾底层老百姓命运的一个缩影。“退伍兵/老百姓”可以转喻为“外省人/本地人”,进而转喻为“大陆人/台湾人”。所以,读《将军族》就是谈“大陆人/台湾人” 的共同故事。而其催人泪下的力量就在于这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故事。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故事简单化,概念化,并没有采取直奔主题的省力写法。相反,他把这共同的故事不仅建立在三角脸与小瘦丫头之间的一致性上,建立在小人物共同的不幸命运和寻求同情理解的共同愿望基础上,而是更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他把一致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写出他们怎样在差异性中最后相濡以沫,合二为一的心理和情感过程。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人生经历迥异。“有一个早晨”,两个人隔着三夹板的对话的那一节中,“伊说:‘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伊于是又爆笑起来。他在隔房里低下头,耳朵涨着猪肝那样的赭色。他无声地说:‘小瘦丫头儿……你不懂得我。”十分微妙而细腻地传达了两人差异性的复杂情感内涵: 就小瘦丫头而言,一方面是她的单纯得把偷看的秘密一字不漏告诉偷看者本人,另一方面她又时时提防着三角脸;就三角脸而言,他既为情欲与劣习所操纵,偷看小瘦丫头,但是他又在心灵深处保持着对小瘦丫头爱的一块圣洁绿洲,他在小瘦丫头面前是亲切的但不是放纵的,爱得矜持自持,独自忍受着情感的煎熬。

　　但是作者又始终把二人之间的同与异写得非常细致,从来不把他作生硬的区分与割裂,具有极强的分寸感。沙滩上的那个月夜,讲的关于猴子的故事构成了他们异中之间的引子,一个“连家都没有,”一个“有家是有家啦,有什么用呢?”则是他们之间能找到一致归宿的心理契合点。在这篇作品中,家这个意象不仅是一种关于家的具体所指,也包涵着祖国的意味。正因为有这些一致性存在,因而当三角脸为小瘦丫头充满辛酸的人生所感动,倾其一生积蓄将三万元存折放“伊”枕头下边的时候,小说自然推向了一个情感的高潮,也自然而然有小瘦丫头强烈的感情震憾:“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见你面。还钱还在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在“一个日出,一个日落”的时候,两颗心终于相通相爱了。作品极出色地完成了使分离的国人重新团聚统一的美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完成揭示这一重大主题时,艺术上的举重若轻。没有丝毫的迟滞做作生硬之感。一切都来得那样自然,像生活本身应该发生的那样。对于两个人物的经历,他不求饱满而求空白,笔墨极其省简。这不仅使短篇小说写得凝炼,而且使读者更富于想象。例如写三角脸把三万元留给小瘦丫头结局时,作者只是轻轻用“悄悄地离队出走了”几个字一笔带过,言简意丰。感染力远胜过繁复精细的描绘。另外,小说在揭示重大主题时,并不说教。全篇始终笼罩着的一种“感伤”“浪漫”的诗意情调,更平添了作品的审美力量。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