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像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像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耩,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 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 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 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好,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 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豆”。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 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像老夫子,外号便叫做“书蠹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豆”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 “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最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像醉了。干净暖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过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了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二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 说:“要裁衣服��?”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像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徕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向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像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像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像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像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有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 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 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像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才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 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 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 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 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 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 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 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你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们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级,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三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 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了,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像是鸽子笼,又像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 要是下雨下雪呢? 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 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 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 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像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像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
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干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 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像他这样,还算是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你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像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个没心眼的孩子。
“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嫂嫂说,“没有上千元办不了 事。”
“儿子要结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忙的。是吧,阿仿?”妈妈问大哥。
“哎哎。”大哥傻呼呼地应着。
“有了钱,要没有房子,还是一场空。”大嫂又说。
“实在没办法,我搬到弄堂里去睡,也要让儿子结婚的。是吧,阿仿?”
“对,对。”大哥应着。
嫂嫂笑嘻嘻地说:“姆妈说话算数啊!”
妈妈也笑着说:“姆妈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的?”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阿信放下了碗筷。虽然,妈妈和嫂嫂都是笑着,可骨子里却像是很认真的,又像是包含着什么心照不宣的意味,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便觉得很困,眼皮子尽打架。想到明天还是早班,便站起来,睡觉去了。走进 “违章建筑”,却见阿三已经睡在床上了,在听相声,一个人“咯咯”笑着,十分快活,惬意。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他说。
“电视没看头。” 等到相声在一阵掌声中结束了,弟弟才回 答。
“这次相声曲艺节目,播送完了。”半导体里说。弟弟失望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
陈信照例看了几分钟小说,便关上了台灯。黑暗中突然响起弟弟的声音:
“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
陈信突然鼻子发酸了,他很想将弟弟搂在怀里,可结果却只是翻了个身,粗声说:“你应该说,考上学校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陈信却一无睡意了。
妈妈退休,本来可以让弟弟顶替的,可就因为他……
他当即便打了长途电话回家,说:“弟弟在上海,总有办法可想。这却是我唯一的途径了。”妈妈那边一声不吭,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说:“妈妈,我十八岁出去,在外苦了十年。妈妈妈妈,我十八岁出去,苦了十年,十年哪!” 妈妈那边仍是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妈妈一定在哭,并且在心里直说:“手心手背,哦,这手心手背……,”结果,弟弟让了他,是应该的。十年前,他也让了哥哥。弟弟也和他一样,并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同他亲亲热热的。弟弟翻了一个身,一条腿又跨在了他的肚子上,他没有推开它。
唉,弟弟,真是不争气,要是他考上了学校,不就一切都解决,皆大欢喜了吗? 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上中技的。说起来,弟弟本不是爹妈打算生养的,就因为提倡“光荣妈妈”,于是又有了他。他的出生曾给妈妈带来了光荣,而今却是烦恼。弟弟对自己的出生也很抱歉,同时又为没考上大学而抱歉,对谁都和和气气,谁说他都不回嘴。
他叹了一口气,上海,在上海也不容易。
四
今天晚上,妈妈厂里的一个老姐妹沈阿姨将要带个姑娘来给陈信过目。这是妈妈一手主持的,陈信就不好太执拗了。可心里实在觉得又无聊又别扭。哥哥说:“你现在应该着手建立生活。”他听了倒是一震,新生活突然之间这么具体起来,他有点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可他再想想,确也想不出来究竟还有什么更远大、更重要的新生活。也许,结婚,成家,抱儿子……这就是了。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唉,十年里,对上海的思念虽然熬人,可却也有甜蜜,比如做梦,憧憬,梦游,神游。看来什么都是希望着的时候最好,就比如小时候总觉得星期六比星期天更好一些。
一家人却都很起劲,从下午起便开始准备了。决定在哥哥房间里进行,嫂嫂把房间扫了一遍,抹了一遍。哥哥去买了点心水果,并商量决定早早地把囡囡哄睡,免得他说出叫人难堪的话。这是有过教训的。有一次,他妈妈给人介绍对象,在家里碰头。平时大人说话也不避他,他似懂非懂,突然间,指着那一对男女问嫂嫂:“妈妈,他们两个是结婚?”搞得十分不好。
弟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议妈妈晚上烧绿豆汤,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二哥穿。陈信发觉他的兴奋是由于极其无聊,生活中总算有了点新鲜内容,便开心得不得了,不免有点反感。于是也要求他到时候和囡囡一起在“违章建筑”里睡觉。弟弟百般哀求,无奈二哥的态度异常坚决,十分扫兴。尽管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他还是帮助妈妈烧好了一大锅绿豆汤,动员二哥套上了他的喇叭裤。
七点半光景,她们来了。那姑娘一直害羞地躲在沈阿姨身后,进了屋便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看着。正好是个黑影地,她又埋着头,看不清模样。
“阿信这孩子不错,厂里老师傅很夸奖他。到底在外面吃过苦的,不像那些学堂刚出来的小青年骨头轻。”沈阿姨说。
“是啊,这孩子不容易,在外面苦了十年。” 妈妈一面和沈阿姨聊天,眼睛却老瞟着角落里的姑娘。
“阿信,车床上的活儿做得惯吧?八小时站着,很吃力的噢?”沈阿姨又转向了陈信。
“还好。我不怕站,在农村什么活没干过!”陈信应付着,注意力却全在那个角落里。可惜看不清,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似乎是短短的卷发,宽宽的肩膀。
“阿仿,儿子呢? 现在顽皮得不得了吧!”
“他睡觉了,还听话。”大哥心不在焉地回答。
“听话个什么! 皮死了,我不要他了。”嫂嫂纠正道。
“这是讲讲的,人家想要还要不到呢。皮的小孩都聪明。”
“聪明倒是聪明……”嫂嫂转身向角落走去,“来,这儿坐,喝点绿豆汤呀!”
可有一个人“抢”在她前边走到角落里,说:“这么暗,看书太吃力吧!”说着便拉亮了落地灯。原来是弟弟,不知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陈信真想揪着衣领把他拎出去,可心里也不得不感激他的灵活机动。
现在,姑娘便全都被灯光笼罩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停止了说话,向她看去,又不约而同地回过头,相互望望。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失望的表情。还是嫂嫂比较沉得住气,她怔了一会便说:“别看书了,喝点绿豆汤。”
姑娘扭扭捏捏地喝完一碗绿豆汤,用手绢擦擦嘴,便说要走了。大家也不留她,只客套了几句:“以后来玩啊!”。“路上小心啊!”然后全家起立送她到门口便止了步,由沈阿姨一个人送出弄堂。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套仪式的,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着。陈信刚回上海,还不大懂。但弟弟负责地站在他身边,为他作着榜样。
妈妈瞅空问陈信:“阿信,你看怎么样?”
阿信不说话,却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颧骨高,要克男人的。”弟弟发言了。
“瞎三话四,又不问你。”
“形象是欠缺一点。”哥哥说。
相貌是不好看,不知道人怎么样。”妈妈自己说。
交流只能暂时到此,沈阿姨回来了,笑着对陈信说:“人家说,看你的意思如何。小姑娘看样子蛮喜欢你的。”
陈信还是笑着,不回答。
沈阿姨似乎会意了一点什么,又说:“这姑娘人品很好,老实厚道,今年二十八岁。家里条件蛮好的,她爸爸妈妈说: 不看男方的条件,只要人好,要是没房子,可以住我们家。他们有一间双亭子间……好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最好早点给我回音。阿信,沈阿姨不会骗你的,你放心。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最知道你了。”
全家把沈阿姨送至弄堂口,才回来。
“阿信,你对她印象究竟怎么样?”哥哥问。
“不佳。”阿信直截了当地说道。
“形象究竟是次要的,可以接触接触嘛!”嫂嫂说。
“嗯,形象可重要。要不,大哥为什么要找你。”陈信和嫂嫂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
嫂嫂又笑又气,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阿信,我说你也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太以貌取人。” 大哥 说。
“靠介绍谈对象,外表当然很重要。否则,我凭什么去和她交往下去,谈什么恋爱呢?”陈信有他的道理。
“形象不要求太好,但总要走得出去。”阿三又参加意见了。
“姆妈,我看这姑娘还不错。” 嫂嫂对妈妈说,“再说条件也好,有房子。上海的房子可是很要紧。”
陈信听见了,说:“我是找人,又不是找房子。”
“可这也是很重要的呀。我看那姑娘也没什么大难看,就是面孔稍微阔了一点,眼睛眉毛都过得去。”
阿信不耐烦了:“什么眼睛眉毛,反正我看见这个人,一点儿激情都没有。”
弟弟笑了起来,他还没听说过什么“激情”不“激情”呢!
“我也是为了你好,我看你将来能把‘激情’当饭吃。” 嫂嫂 说。
“对,对。”大哥附合。
妈妈开口了:“囡囡妈妈,这是阿信的事,还是让他自己作主。”
“就是,就是。”大哥又附合道。
“好了,到此为止吧。”陈信感到无聊极了,“妈妈,以后你再别操这个心了。我自己找。有本事找个好老婆,没本事活该打光棍。”说完,一头钻进“违章建筑”,睡觉去了。
睡梦中,有一双眼睛在对着他笑,这是一双黑黑的,弯弯的,像月牙儿似的眼睛。这眼睛分明在笑,笑得很甜,很温柔。他醒了,见那一尺见方的窗户外,一弯月牙正对着他。
哦,月牙儿般的眼睛,她在哪儿呢?她究竟是谁呢?在那里,每天早上,他去食堂吃饭回来,总是看见有一辆自行车从校园驶过,从后门向前门驶,老式笨重的平车上坐着小巧纤细的她。她总是回过头看他,那眼睛,那眼睛……他自信,如果他问她:“你上哪儿去?”她一定会告诉他。可是他一直没问,因此也就一直无从知道,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他只知道,学校后门到前门,是一条捷径,常常有人来来往往,可以省去一个很大的圈子,而直达目的地。目的地有很多。前门有医院、文化馆、文工团、机械厂;后门有百货大楼、体育场、纺织厂。她一百次,一千次从他身边过去,他放过了她,心底里明明是喜欢她的,他看到她便感到愉快。他的注意力全在上海,上海这个目标上了。如今,终于回了上海,她却永远过去了,一去不回了。只在记忆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倩影。当然,他决不后悔,在他心中的天平上,一个姑娘决不会比上海重。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惆怅。
他又想起了他的学校,那是一个很宽阔的公园。可以说,上海还没有一所中学是这么大的。校园里有一条林荫道,一片小树林。他的房间门前有一眼井,夏天可以冰西瓜,他有一个班的学生,学生对他很忠实,常常把家里做的食物送给他。可他这次回来,为了避人耳目,生怕节外生枝,却是不告而别。唉,他想那个地方了。几个公章可以把这段历史不留痕迹地消灭。可是,既然是历史,就总要留下些什么,至少要给心灵留下一点回忆。
五
这天早上,哥哥忽然向妈妈提出,把户口分开,他说:“这,这么样,可,可以有两份,两份鸡蛋。按户头分配的东西,也都可以有,可以有两份了。”
妈妈没说话,抬起眼睛看着哥哥,哥哥却把脸避开了。
陈信觉得哥哥的想法挺不错,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似乎在说什么难于启齿的事。他在边上笑着说:“这倒挺不错,亏你们想得出。”
不想这句玩笑却叫哥哥红了脸,走了。而妈妈自始至终没有发言,眼睛却老盯着哥哥。
阿信走出门去上班,弟弟跟在他后面到了弄堂口。弟弟诡秘地压低声音说:“你晓得大哥为什么要分户口吗?”
“鸡蛋……”
“什么鸡蛋!”弟弟打断了他的话,“是为房子。”
“房子?”陈信困惑了,停下了脚步。
“房子。”弟弟肯定了一句,“一分户口,这间二十二平方的客堂就归他们了。这一定是嫂嫂的主意。”
“归他就归他啰!”陈信重又挪动了脚步,“你这个小鬼,正事上不用心,这种事倒内行得不得了。唉。”
这一整天,陈信都有点心不在焉,常常有意无意地想起哥哥的话:“分户口。”他隐隐地感觉到这“分户口”后面是有一点什么含意的。继而,弟弟的话又响在耳畔:“房子。” 他想起嫂嫂老是提起的结婚和房子的关系。这会不会确实有什么意味?他下意识地一挥手:“不会。”几乎说出声来,倒把自己吓了一跳,不觉又好笑起来。
下班,回到家,他便听见妈妈在和大哥说:“这户口不大好分。因为这房子有一半是阿信的。阿信在外苦了十年,要是他结婚,你们要让出半间,你说是吧?”
哥哥不响,妈妈又问了一遍:“是吧?”他才附和着:“是的,是的!”这时,嫂嫂端菜进来了,将菜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碗底发出很响的一声:“砰!”
吃晚饭了,哥哥、嫂嫂的脸上像蒙了一层乌云。而妈妈却像是对他俩很抱歉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他们碗里夹菜。弟弟老是意味深长地向陈信递眼色,意思是:“你看,你看!”陈信厌恶地转过脸,低下头,谁也不看。饭桌上的气氛十分沉闷,幸好有个囡囡,在凳子上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 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使空气活跃自然了一点。这会儿,他干脆丢了勺子,用手往碗里直接抓菜。奶奶做规矩了,捉住他的小手,摊开巴掌,在手心上打了三个。弟弟朝他做着幸灾乐祸的鬼脸,“好极了,哈哈!”囡囡高傲地说:“一点儿都不痛!”大家都笑了,可嫂嫂一把将囡囡从凳子上拖下来,嘴里训斥道:“你不要脸皮厚,这么不识相。没把你赶出去是对你客气,不要当福气。” 大家的笑容僵在脸上了,不知道该收回去,还是该放在那里。弟弟解嘲似地又轻轻说了一句:“好极!”
妈妈沉下了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嫂嫂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妈妈干脆把话挑明了,“你是在为房子生气。”
“我不为房子生气,有没有房子我无所谓。不过,我儿子长大了,没有房子是不会让他娶人家女儿回家的。”
“你不用讲这种话来气我,我做婆婆的虽然穷,可是我心里疼孩子。三个儿子我要一样看待,手心手背都是肉。阿信出去,有一半是为了阿仿。你们不要忘恩负义。”妈妈哭了。
“我们怎么忘恩负义?人家小姑娘结婚,谁不是一套家具,沙发落地灯。我结婚时,阿仿有什么?我有过一句怨言吗? 阿信在外地,逢年过节不都寄包裹寄钱。做媳妇做到了这种程度很可以了。”嫂嫂也哭了。
哥哥傻了眼,不知劝谁好。
弟弟不见了。真的出事,他就害怕,开溜,是个小草包。
“别哭了!”陈信烦躁地站了起来,“妈妈,我不要这房子,我不结婚。我们插队落户的,能有回上海的一天,就满足了。”
妈妈哭得更伤心了。嫂嫂看了他一眼,哭声低了下去。
晚上,大家都睡了,大哥抽着烟走进“违章建筑”,说:“你别生你大嫂气,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心并不坏。当时我们结婚,我没有储蓄,只买了一只床。她并没抱怨。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间,她心满意足,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自然要竭力保护。她心不坏,她也说,应该让给弟弟半间,只是舍不得,我慢慢劝她……”
“大哥,别说了。”他猝然说道,“我刚才不是说气话,我不要这半间,我发誓。你让她放心,只是不要分户口。妈妈要伤心的,老人家喜欢子孙团圆。”大哥哭了,抱住他肩膀。他也想抱住大哥的,可结果却一把推开他,钻进了被窝。在外十年,把他的感情也磨粗糙了。
可是,在上海,确实也不容易。
六
陈信过惯了独自一人省心的日子,如今感到真烦心。第二天是厂礼拜,他天不亮早饭没吃,谁也不告诉一声,便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找个开阔一点的地方。在空阔的北方过惯了,在上海总感到气闷。高不见顶的高楼挡住了风,密密的人群混浊了空气。去哪儿呢? 去外滩吧。
他下了汽车,向前走去。马路对面是黄浦江。看不见江面,只看见大大小小停泊着的轮船。江岸上绿树、红花,老人在打太极拳,小孩子奔来跑去,年轻人在散步,照相。生活有了这些,就变得愉快、美好起来。他心情稍稍轻松了一点。他穿过了马路,哦,黄浦江,这上海的象征。可它并不像记忆中和地图上那样是蓝色的。它是土黄色,并且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也许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只能远看,走近去一细看便要失望的。
他顺着江岸向前走去,前边是外滩公园,他买了门票进去了。一进去便是一个喷水池,水从假山顶上落下,落在池子里,激起一圈圈涟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水不是这么直接落在水面上的,水珠子落在一把伞上。伞下是一个妈妈,搂着两个孩子,笑嘻嘻地挤在一起躲雨。他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座雕像时,是多么惊讶,多么喜欢。他看个没完没了,硬赖着不肯走。现在想起来,雕像是在冥冥中引起了共鸣。他们,从来就是这么生活的。爹爹很早就死了,妈妈带着他们三个,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什么苦都吃过了。可就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再怎么苦都是暖融融的。有一次刮龙卷风,四口人全挤在大床上,紧紧抱成一团。闪电,霹雳,呼啸的狂风,引得大家又害怕却又兴奋。弟弟夸张地尖叫着,妈妈笑着咒诅老天,陈信以保护人的身份坐在离电灯开关最近的地方,这个开关被刚懂一点电知识的哥哥视若虎豹。雷打得真吓人,可真开心。是的,暖融融的。这温暖,吸引着他,吸引着他归来。
水,落在空荡荡的水面上,激起一个个单调而空洞的水圈。一滴水珠落在他撑在池边的手背上,他忽然意识到,这水珠是从自己脸颊上滚落的。他是怎么了?当年离开上海,妈妈哭得死去活来,他却一滴泪不流。今天……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好像有一样最美好最珍重的东西突然之间破裂了。他扭头走出了公园。
商店开门了,营业员都在卸排门板,亮出了橱窗。橱窗里的商品令人目眩。街上走的人,更令人头晕,那似乎都是一些活着的、生动的模特儿。他走到一个橱窗跟前,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橱窗里是一些电动的装置:一个滑梯上,一个个大头胖娃娃鱼贯滑下,两个娃娃抱在一起荡秋千,后面几个红领巾少年在试飞机模型,一架架银色的飞机在蓝色的云幕上飞翔。
他站在跟前,走不动了。他感到心里忽然有什么被唤回了,是的,被唤回了。这是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离开上海时,心中留下的一片金色的记忆。这记忆在十年中被误认为是上海了。于是,他便拚命地争取回来。上海,是回来了,然而失去的,却仍是失去了。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漫下了人行道。像是排队走路似的,想快也快不了。他想起早晨挤汽车的那种形势; 想起饭店里站着等人,坐着被人等的情景;想起三角花园一条长凳上坐着三对伴侣;想起豫园假山上排队轮流照相……看来,人,不仅能创造奇迹,还能创造窘境。唉,他何必一定要挤进来呢,何必呢?
人和人,肩挨肩,脚跟脚,这么密集的在一个世界里,然而彼此又是陌路人,不认识,不了解,彼此高傲地藐视着。哦,他忽然想起弟弟前几日录来的一个歌,歌词只有反反复复的两句:“地上的人群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拥挤,天上的星星就像地上的人群那样疏远。”
那个地方却不是这样的,那里很清静,也许有些荒凉了。但走在街上,可以奔跑,可以信步,可以畅快地呼吸。因为城市小,人和人,今天不见明天见,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面熟的,相识的,一路走过去,几乎要不断地点头,招呼,倒别有一番亲切和温暖。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
他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人流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很茫然,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地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 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 ……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里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 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
他郁闷的心情开朗了一点,好像沉重的乌云启开了一条缝,一线朦朦胧胧的光透了进来。虽然是朦胧隐约的,但确实是光。
“阿信!”
他站住了,似乎有人叫他,嗯?
“阿信!”又是一声。他转脸一看,见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无可奈何爬行着的一辆公共汽车窗户里,伸出大哥的半个身子,向他伸着手。他背后还有大嫂。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怪,似乎是十分惊慌恐惧。
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掉转身子追着汽车跑去。大哥一把抓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就像十年前,陈信坐在火车上,哥哥跟着火车跑的时候那神情一样。他心里一酸。大嫂也伸手抓住了他:“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她又哭了。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
“回家吧!”哥哥说。
“好的,回家。”回家,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了你们了。他忽然感到羞愧,为自己把十年的艰辛当作王牌随时甩出去而感到羞愧。妈妈、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艰辛。当然,人生中,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欢乐,真的,欢乐! 比如,林荫道,小树林、甜水井,天真无邪的学生、月牙儿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
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也许永远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10期)
【赏析】
感觉灵敏而又细腻、思考冷静且有主见,这是王安忆在其小说创作中显露的良好禀赋。她不仅能从“没意思”的凡人小事发掘出有意味的启悟,还能从一哄而起、热闹得似乎可以不加思索的社会现象中窥见其“负面”因素:在欢乐中品味出凄清,从成功里咀嚼出失落……因此,王安忆的小说常常以独辟蹊径的新意引起社会各方的注目,也在文学史发展轨迹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例如,中篇小说《流逝》,就在民族资产阶级喜获平反、落实政策的喧天热闹景象中,藉历经磨难重回“张家少奶奶”地位的欧阳端丽之迷茫,发见了很少有人能察觉的心理失衡,在整体价值的回归与个人价值的失落之碰撞中,将一个原本围绕着政策的故事提升到了人生意义的高度焕发出独异的光彩,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我们这里选的短篇《本次列车终点》是在知青们颠沛十年后大返城的热潮中,冷静地意识到知青面临的,将不只是花团锦簇的欢迎,也会有不易解决的实际困难,从而率先提醒知青:人生列车的“终点”远未抵达,恰恰相反,对于“人生的目的地”来说,这只能是又一个“起点”。小说敏锐而有深度的思想意义,是它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写知青生活题材,是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其间呈现的几个阶段也是明显的。最初一批知青小说,对十年磨难的痛楚及其遗留下的“伤痕”揭露甚多,惊魂未定和含泪控诉的心态跃然纸上。没有在纸上出现却蕴积于心的,是对返城的渴望和憧憬,仿佛一头是彻底的深渊,另一头则是完全的天堂。但是,不! 以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为开端的又一阶段的知青小说,通过反映返城知青置身新的生活课题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意及由此产生的惶惑、思索和寻求,恳切而又严肃地告诉知青们:今后的生活仍然是严峻的,过去在艰险环境中迸发的奋斗精神和生存力量,依然是可贵的和有用的。如此迅速地、艺术地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和捕捉历史的变动,使这篇小说具有启示录性质。
王安忆自叙 “这篇小说写过两稿。第一稿在艺术上较多地采用了意识流手法,写好后总感到深度不够,缺少艺术力量,结果重新写了第二稿,我竭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力求以生活本身的面目来打动读者。”但从最终形成的小说看,两稿之间并不是重起炉灶的替代关系,而是综合、交融的关系。第一稿应有的“意识化”特色被保存下来,主人公陈信复杂变化的“心电图” 被洞幽烛微地摄录下来,同时,单纯意识流很难避免的过度跳跃与枯燥乏味,则因着第二稿所注重的“生活化”而被避免了。这就不仅使陈信内心活动的波澜起伏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也使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陈信周围获得最大可能的映现,小说显得生动而有情趣。
陈信的返城故事,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不适应、烦恼与精神生活上的不安定、迷茫交织构成的,因而较为周全地映现出知青大返城这一历史性社会现象的内涵。知青们飘零在外,十年苦斗,终于重返故里,这自然是喜事。但凡事总有正、负两面,喜、忧也无法截然分开。陈信正因为起初的知喜而不知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才显得步履蹒跚的。随着列车抵达终点站上海,他误以为人生的旅途也找到了归宿,多年来关于上海的“金色的回忆”马上就会变成金色的现实。他想错了! 生活中的位置并不是命运赐给的,而只能靠自己去确立。就像当年“在农场,他拉犁、拉耩,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赢得了作为知青难能可贵的立足之地一样,他必须在新的生活阶段有一番新的奋斗。他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在种种烦恼接踵而来之后才彻悟的。挤公共汽车笨拙得被讥为“外地人”; 住房紧张引起哥嫂的不安乃至与母亲龃龉;进工厂当“三十年学生意的老学徒”;找对象不谈爱情只谈房子; 弟弟的不争气和自己对挤掉弟弟就业机会的内疚……现实与想象竟然天差地别!怀着“胜利了”情绪回来的他,并没有悠游于幸福之中,而是浸没在苦恼里。这不能不掀动他心灵的波涛。“一种莫大的失望”不仅勾起了对“十年是那种充实感”的缅怀,也触动他思索:“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并终于悟出:“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这“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小说没有安排陈信点明,而实际上,也是无法点明的。因为人在一生中,会有各个阶段,每个阶段自会有具体的追求目标,但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因而追求也有不同的层次,生命不息,人生列车就将永远前行,那有什么目的地、归宿呢?重要的,不是具体目的,而是永无止息的努力。有了这样的认识,生活再艰辛,精神也是充实的。
可以说,陈信的遭际,在两个意义层面上都有认识价值。首先,在社会典型性意义上,它既真实、迅速地描绘出知青返城后的现实状况,为这一段虽短暂却重要的历史留了影,也将知青生活延续到新的一页,扩展了文学的视野。其次,在人生哲理的层面上,它的价值在于启示了人生列车的无终点性,要求人们不畏跋涉,永远进取。
这是一篇关于知青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篇关于上海人的小说。冰心老人评这篇小说时就 “觉得安忆对上海人的观察和描写都很深刻,很细腻,可谓‘入木三分’” (《<小鲍庄>序》)这不仅指对上海的景观气氛、衣食住行的描写,也不仅指对上海人的言谈举止的准确描写,更在于写出了上海人的心态、作风等方面的特点,比如陈信式“故乡情结”,浓缩了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的“热恋”心态; 嫂嫂式的利己而不损人精细且多含蓄:心里念的是房子,表现出来的却是介绍女朋友,要求分户等像模像样的举动;上海人重人情亦重实际: 哥嫂既对陈信有补偿之心,周到关照,却又不甘愿放弃住房。就连陈信回来时在站台上大家“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的细节,也是一种巧妙的点拨;妈妈和嫂嫂之间的不愉快,也是隐隐约约、话中有话地显示出的。另外,上海交通挤、住房紧、工作忙等特点都被映衬出来。上海文坛曾经热烈讨论过创作“海派文学”的问题,惜乎未能取得共识,但如果把《本次列车终点》视为“海派文学”的实绩,恐怕不会有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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