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 (草婴 译)
献给一九○三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叶夫盖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砂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谷地和宽涧也膨胀起来,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简直无法通行了。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发。一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车轮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砂地里,一直陷到轮毂。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鞧的细皮带下,已经密密地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时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强烈而醉人地散发着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儿,——马具上涂过大量的柏油。
碰到马特别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道路的两旁还结着薄冰,被阳光照得象水晶一样闪闪发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六小时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整整有一公里宽。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载重不能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打发回去。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板棚子里,有一辆饱经风霜的老爷吉普车在等着我们,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缆,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象喷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喷出来。我们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叶蓝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车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桨说:
“这个该死的木盆要是在水里不垮台,大约再过两个钟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清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气,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霍皮奥尔河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附近的河滩上,横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真是懊恼极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泼进来,混浊的河水一直泼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纸烟,我得抛下桨,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现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照得象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纸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简直后悔不该穿士兵的棉袄裤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静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视着那飘翔在浅蓝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惬意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跚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彻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小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儿呢?我完全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了。”
那父亲除下干瘪的背囊,懒洋洋地在我身旁坐下来说: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简直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一步路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就象乌龟跟不上马一样。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不是溜到大水洼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箸儿,象吃糖一样吃起来。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觉得不便向他说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说:
“得等一会啦。”
“他们是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吗?”
“怕要过两个钟头吧。”
“那么得等一阵了。嗯,那咱们就来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儿去。刚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咱们的司机弟兄的车抛锚了,就想,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抽烟也罢,死也罢,一个人总很难受。你的日子倒过得不错呀:抽纸烟。看样子,你把纸烟弄湿了,是不是?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就好比害过病的马,说什么也不中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绿色单裤的插袋里,掏出一只卷得象管子的、红绸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绣着一行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阵。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泞的日子赶路,但他抢在我的前面问: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线吗?”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变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砂土上划了一阵,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着点儿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却又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只是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们没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了几声,重又开口。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我是伏龙涅什省人,一九○○年生的。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饿的一九二二年,上古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古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伏龙涅什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象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服待你才好。我们的收入虽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林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怎么样的意义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贤慧的老婆,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有时我领到工钱,偶尔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会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象魔鬼,很能喝酒,就是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放了头挡,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可她对你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林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细声细气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墙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象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蒙胧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话,这是说,她在疼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小时把我叫起来,让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没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酸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清淡的东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说:‘喝一点儿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以后别再喝了,我的好人儿。’难道还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喝干酒,用一双眼睛默默地谢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闹闹,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天还会去喝个够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见得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同志们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根本顾不上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一九二九那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学会了开车,就开起卡车来。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开车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没留神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象做了一场梦。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问问哪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可曾发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一点也不会发觉的!往事就象那迷失在远远的雾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给烟雾笼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树林,哪儿是野草,也分不清哪儿是耕地,哪儿是草地了……
“这十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 三个人学习的成绩都是‘优’,儿子阿拿多里对数学特别有才能,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他对这门科学哪来那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连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脸上很光彩,我为他骄傲,是的,真为他骄傲!
“十年中间,我们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给我的那块地皮,面积有六百平方米,离开飞机厂不远。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生活也许会换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林娜、阿拿多里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拿多里只是抽动肩膀,好象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林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给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象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林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么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提前就把我给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也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别讲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
“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继续说:
“我摆脱伊林娜,捧住她的脸吻了吻,她的嘴唇却冷得象冰。我跟孩子们告了别,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林娜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象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走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心还象被一把钝刀割着似的……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教堂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号’①,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寄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他们! 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 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褶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象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没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年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一百二十二公厘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干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也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去!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赶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 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是非常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种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就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台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候我抬头一看——,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而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了。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觉得头脑里好象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 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象发寒热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痛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阵,才勉强站了起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好象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头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的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
“唉,老兄,当你明白,你已经无可奈何成了俘虏的时候,那真是不好受呐。谁没有亲身经历过,谁就无法一下子体会这玩意儿是怎么个滋味。
“嗯,这样我就躺在地上,还听见坦克隆隆地响着。四辆德国中型坦克,开足马力在我旁边经过,往刚才运炮弹来的方向驶去……这叫人感到是个什么滋味?后来,牵引车拉着大炮开过,炊车开过,最后步兵也过去了,人数并不多,大概不会超过一个作过战的连吧。我望了望,用眼角向他们望了望,又把脸贴住地面,闭上眼睛:我不想看见他们,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我以为他们都过去了,就抬起头来,只见六个自动枪手,在离开我一百米光景的地方大踏步走来。我一看,他们从大道上拐个弯,一直向我走来。一声不响地走来。我想:‘嗐,我的末日到啦。’我坐了起来,不愿躺着死去,接着又站了起来,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离开我几步远的动方,动了动肩膀,卸下自动枪来,嗬,人这个东西真有意思:在这一刹那间我既不慌张,也不胆怯。只是眼睛瞧着他,一面心里在想:‘他马上要向我来上一梭子了,可是会打在哪儿呢?打在脑袋上,还是胸膛上?’仿佛他射穿我身体的哪一部分,在我倒不是一码事似的。
“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模样儿长得倒不错,头发黑黑的,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缝,眯着眼睛。‘这家伙会不加考虑地打死我,’我心里想。果然不错:他举起枪来了,——我盯住他的眼睛,一声不响;而另外一个,大概是个上等兵吧,岁数大一些,可以说是上了年纪了,不知嚷了一声什么,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面前,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德国话,弯起我的右胳膊,摸摸肌肉。摸了摸之后,说:‘喔——唷——唷!’接着指指道路,指指太阳落下的地方,意思是说:‘走吧,给我们帝国当牛马去吧。’呸,摆出主人的架子来了,畜生!
“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仔细看看我的靴子,——我那双靴子看上去很不错,——用手指了指,意思是说:‘脱下。’我在地上坐下来,脱了靴子,交给他。他就不客气地从我的手里一把抢了过去。我又解下包脚布递给他,并且从脚到头地打量他。他可嚎起来了,用他们的话骂着,同时又抓住了自动枪。其余的几个都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们就平静地走开了。只有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在走到大路上以前,回头看了我三次,象一头小狼似的闪亮眼睛,生着气,可是为什么呢?仿佛是我脱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脱了我的靴子似的。
“唉,老兄,我可实在没地方躲避。只得走到大路上,恶声恶气地用花巧的伏龙涅什土话骂了一阵,开步向西方走去,去当俘虏! ……当时叫我走路可实在不行,一个钟头只走了一公里,决不会更多。你心里想往前走,身子却东倒西歪,一步拖一步,好象喝醉酒的人。走不多远,一队我们的俘虏赶了上来,都是跟我同一师的。约莫有十个德国自动枪手押着他们。那个领队的赶上了我,一句话不说,就举起自动枪,拿枪柄用力朝我头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话,他准会一梭子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弟兄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推到队伍中间,扶着我走了半小时的样子。等到我清醒过来,其中一个弟兄悄悄地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千万别倒下!拼着所有的力气走吧,要不,他们会把你打死的。’我就拼着所有的力气走去。
“太阳一落山,德国人就加强了押送队,卡车又运来了大约二十个自动枪手,加快速度赶着我们往前走。我们中间那些伤重的,跟不上大伙儿,就在路上被枪毙了。有两个人想逃跑,可是没考虑到,夜里在有月亮的原野上,人家他妈的看得你清清楚楚。嗯,当然罗,这两个也被打死了。半夜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烧剩了一半的村庄。我们被赶进一座屋顶打坏的教堂里去过夜。石头地上没有一根麦杆,我们大家又都没有大衣,只穿着一身单军衣,因此可铺的东西一层也没有。有几个人连上装都没有穿,只穿着粗布衬衣。这些多半是下级指挥员。他们都把军官制服脱掉了,使人家无法认出他们是军官还是战士。还有那些炮手也没有穿军服。他们原来光着身子在大炮旁边干,因此就这么光着身子给俘虏了。
“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雨,弄得我们个个浑身湿透。教堂中央的圆顶不是被重炮就是被飞机炸毁了,旁边的屋顶也给弹片打得全是窟窿,连祭坛上都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只好通夜在教堂里逛来逛去,好象一群羊关在黑暗的羊圈里。半夜里我听到有人推推我的胳膊问:‘同志,你没有受伤吗?’我回答他说:‘你要什么呀,老兄?’他又说:‘我是个军医,也许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吧?”我就向他诉苦说,我的左肩在格格地发响,肿了,痛得厉害。他断然地说:‘把上装和衬衣脱下。’我就把这些都脱下了,他动手用细细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摸着,痛得我眼前发黑。我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对他说:‘你准是个兽医,不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你这没心肝的,干什么在人家痛的地方按得那么重啊?’他却依旧摸着,还恶狠狠地回答说:‘你给我闭嘴!也想来跟我罗唆。等着吧,还要痛得更厉害些呢。’说着就那么重重地拉动我的胳膊,痛得我眼睛里直冒火星。
“我清醒过来,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该死的法西斯分子?我这只胳膊让人给打碎了,可你还要那么扯它。’我听到他轻轻地笑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你会用右手打我,没想到倒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只胳膊并没有打坏,只是脱舀了,可我已经给你摇上了。嗯,现在怎么样,好一些吗?’真的,不知怎的我觉得痛慢慢地消失了。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谢,他却继续在黑暗中摸着走过去,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瞧吧,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就是在黑暗中,还是干着自己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德国人不让我们出去大小便。这一层,当我们成双行地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的长官就警告过我们了。真不凑巧,我们中间有个教徒急于要大便。他忍着,忍着,忍了好一阵,后来却哭了起来,说:‘我不能亵渎神圣的教堂! 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们,叫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是些怎样的人吗?有的笑,有的骂,有的给他出了各种各样可笑的主意。他弄得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可是这件倒霉事结束得却很惨:他开始敲门,请求放他出去一下。嗐,可求出祸事来了:法西斯分子隔着门扫射了好一阵,这个教徒就被打死了; 另外又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受了重伤,到早晨也死了。
“我们把死人抬在一个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静下来,开始想心事,觉得事情的开头不太妙……过了一会儿,大家压低嗓子,嘁嘁喳喳地谈起话来:谁是什么地方来的,哪一省人,怎么被俘的。在黑暗中,那些同排或者同连的同志,彼此找不到,就低低地互相叫唤着。我听见身旁有两个人在悄悄地说话。一个说:‘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们排队,并且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那你,排长,可别躲起来!这你逃不掉的。你以为脱掉上衣,就可以昌充士兵吗?不成! 我可不愿替你承担责任。我第一个就把你指出来!我知道你是党员,还曾经鼓动我入党,现在你可得对自己的事负责了。’说这话的人离我很近,就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边,而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轻的声音回答说:‘克雷日乌夫,我一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次你推说不识字,拒绝入党。不过我从没想到,你会成为叛徒。你不是念完七年制学校的吗?’那个家伙却懒洋洋地回答排长说:‘哼,念完了,那又怎样?’他们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从声音上听出来,那个排长又悄悄地说:‘不要出卖我吧,克雷日乌夫同志。’那个家伙却低低地笑着说:‘同志们都留在战线的那一边,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用不着求我,反正我要把你指出来的。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紧。’
“他们沉默了,可我给这么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我心里想:‘呸,我决不让你这畜生出卖自己的指挥员!有我在,你就别想自己走出这教堂,你只能让人家象死牲口那样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我旁边仰天躺着一个阔嘴大脸的家伙,双手枕在头底下,他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鼻子朝天,脸色苍白,两手抱住膝盖,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嘿’,我心里想,‘这小伙子是对付不了这匹胖骟马的。得由我来结果他。’
“我推推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问:‘你是排长吧?’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家伙要出卖你吗!’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个说。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说,‘捉住他的脚,不要让他踢!快点儿!’我自己就扑在那个家伙身上,同时手指拼死命掐住他的喉咙。他甚至都来不及嚷一声。我在他的身上压了几分钟,才直起身来。叛徒完蛋了,舌头也伸出来歪在一边!
“干完以后,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仿佛我不是掐死了一个人,而是掐死了一个虫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杀的又是自己人……不,他怎么能算是自己人呢?他还不如一个敌人,他是叛徒。我站起来,对排长说:‘换个地方吧,同志,教堂大得很。’
“正象那个克雷日乌夫所说的那样,第二天早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边给排起队来,并且被自动枪手们包围了。三个党卫队军官开始挑选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他们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可是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出卖同志的坏蛋。其实,我们中间几乎有半数的党员,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从两百多个人中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遭了难,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皮肤浅黑,头发鬈曲。德国人走到他们面前,问:‘犹太?’他们回答说是俄罗斯人,可是德国人连听都不要听。‘出来!’——就完了。
“这几个可怜的人就被枪毙了,我们又被继续向前赶。那个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兹南始终走在我的旁边; 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时握握我的手。在波兹南,我们因为这么个缘故给分开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老兄,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不过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达波兹南、被送进正式俘虏营以前,我一直没碰上适当的机会。到了波兹南的营里,可来了这样的机会啦:五月底,把我们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的弟兄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面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结果发现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在太阳下打瞌睡。我扔下铁锹,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然后就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
“看来,那些卫兵不是很快就发觉的。我当时身体那么虚弱,
哪儿来力气能一昼夜跑了将近四十公里,——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的梦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经离开那该死的俘虏营很远的地方,我被捉住了。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脚印跑来,它们在没有割过的燕麦地上把我找到了。
“那天天一亮,我不敢在旷野里走,而到树林子又至少有三公里路,于是就在燕麦地里躺下来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里装了些作为存粮,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哒哒声……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因为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把身子紧贴在地上,双手遮住头,至少不让那些畜生咬坏我的脸。嗐,它们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象刚出娘胎一样了。它们在燕麦地上把我随便拖来拖去,最后,一条公狗前脚搭在我的胸上,眼睛盯住我的喉咙,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来对付我。
“德国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开近了。他们先自己尽性地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又放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闭,但我还是没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虏所吃的苦全讲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那种不是人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朋友们,同志们,——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来赶去,哪儿没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妈的哪儿没有到过。那边的风景可以说到处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们这儿就是畜生也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铁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说步枪柄和别的木器了。
“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干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急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怕也不够给我们所有的人用吧……
“给我们吃的东西到处相同: 一百五十公分面包代用品,还和着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也用不着我多说,你只要想一想: 战前我的体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所谓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这付骨头都要扛不动了。活儿不断派下来,不让你说半个不字,而且那么繁重,就是运货的马也吃不消的。
“九月头上,我们一百四十二名苏联战俘从库斯特林城郊的营里,被转移到离德累斯顿不远的Б-14号营里。当时在这个营里,我们的人将近有两千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下、敲开、弄碎德国的石头。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注意,当时大家就是不干这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结果是: 我们这一百四十二个人,过了两个月就只剩下五十七个了。老兄,你说怎么样?惨不惨?当时我们简直来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营里又散布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亚猛进。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你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请求,情愿埋在这人地生疏的德国土地里。而看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唱歌,寻欢作乐。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筒直绞得出水来; 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嗦,好象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密告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铝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十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 仿佛听到了自己的本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
“嗯,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关于几方石子的话以后,第二天把我叫了去。那天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还带着两个卫兵。‘哪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明明白白为什么叫我去。要毙了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一口气,走了。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营里的叫法是,第三百三十一号。’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怜起伊林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看住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好象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象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的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象一条蛇。嗯,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特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象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太过分了,警卫队长! 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嗤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笑得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讲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遍。‘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片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放弃。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不久,我们有三百个身体最结实的,被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呆到四四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发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们就给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鬼机关。
“我给一个少校级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①。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长,屁股大得象个胖婆娘。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①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好比火车头; 坐下吃起东西来,那副样子真吓得死人!有时候,整天大吃大喝,从手壶里倒着白兰地。偶尔我也沾到一点光:他的半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肠,干酪,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绪好,也扔给我一块,好象给狗吃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仿佛这样会辱没他的身分。不过,不论怎么说,比起在俘虏营里来,情况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两个星期的样子。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们来到了波洛次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成什么样吗?连我打光棍那会儿去同伊林娜见面,都没有这样跳过!战事已经进展到波洛次克以东十八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凶狠,神经紧张,我那个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一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修造工事,夜里他就一个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眼袋都挂下来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 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我那个胖子也给带上,我们那儿用得着他!’
“我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把它裹在擦汽车的破布里,这样万一用得着它敲人,就不会敲出血来;又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见路上有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把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烟跑了。
“六月二十九号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打瞌睡,我的心可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减低速度,后来停下车,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砝码,把车门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砝码朝他的左太阳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的带回来,他会给我们的人讲好些东西的。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①,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捆在螺丝刀上。这样,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连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车,一直向那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几个自动枪手从掩蔽部里窜出来,我就故意减低速度,好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儿去,我就假装不明白,踩大油门,开足八十公里。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动手用机枪向汽车扫射的时候,我可已经来到真空地带,象兔子一样兜来兜去,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枪,而自己人又偏偏用自动枪迎面向我乱射。挡风玻璃给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不过,我抬头一看,已经来到了湖边的小树林里,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草绿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看见过,——他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船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这个好罗唆的蠢货!我的乖儿子!我是地地道道的伏龙涅什人,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被俘虏了,懂吗?快把车上那头骟猪解下来,拿好他的皮包,领我到你们的指挥员那儿去。’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傍晚才来到一个上校那儿,——他是师长。这以前,他们已经给我吃过东西,洗过澡,还审问过我,又给了我一套制服,因此当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经照规矩穿着一身军服,灵魂和肉体都干干净净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迎着我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可比二十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我听了这几句话,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动了,嘴唇尽打哆嗦,不听使唤,好容易才说:‘上校同志,请把我编到步兵连去吧。’
“上校却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到那边去给你治治,养养胖,然后给你一个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满回来,我们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嗐,再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林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嗐,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象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有两个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们每次给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数很多,不然,如果让我尽量吃的话,我会胀死的,这可是医生说的。我完全养足了力气。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尽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伏龙涅什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林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在四二年六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林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拿多里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林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可我当时却推了她一下……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俘虏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林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嗯,老兄,咱们来抽支烟吧,我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和煦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象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语的悲怆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
沉默很难受,我就问道: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话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伏龙涅什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象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呆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象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 阿拿多里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处,他是从邻居伊凡·季莫斐耶维奇那儿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已经获得大尉的称号,指挥着一个四十五公厘炮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行多啦。我又为他感到骄傲的了不得!不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还得了那么多光荣的勋章。尽管他老子只开开‘斯蒂贝克’①,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子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还在前面呐。
“夜里醒来,我常常作着老头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拿多里,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拿多里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象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象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拿多里,唉,老兄,就象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多里……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伏龙涅什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我那个朋友和他的老婆住在城郊,自己有一所房子,却没有孩子。他虽然有些残疾,但仍旧在一个汽车队里当司机,我也在那边找了个工作。我就搬到他们的家里去住,他们很热情地招待我。我们把各种货物运到各个区里,秋天又被调去运输粮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新儿子。哪,就是在砂地上玩着的那一个。
“有时候,开了长途回来,到了城里,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馆去吃些什么,当然罗,也免不了喝这么一百克解解疲劳。说实话,我又迷上这鬼玩意儿啦……有一次就在茶馆附近看见这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见了。可真是个脏小鬼:脸上溅满西瓜汁,尽是灰土,头发蓬乱,脏得要命,可是他那双小眼睛啊,却亮得象黑夜雨后的星星!他那么惹我喜爱,说也奇怪,从此我就开始想念他了,开了长途回来,总是急于想看见他。他就是在茶馆附近靠人家给他的东西过活的,——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场装了一车粮食,一直拐到茶馆那儿。我的小家伙正巧在那边,坐在台阶上,摆动一双小脚,显然,他是饿了。我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向他叫道:‘喂,凡尼亚!快坐到车上来吧,我带你到大谷仓里去,再从那儿回来吃中饭。’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悄悄地说:‘叔叔,您怎么知道我叫凡尼亚呢?’同时圆圆地睁着那一双小眼睛,看我怎样回答他。嗯,我就对他说,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了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开动车子。他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来,想了一会儿,一双眼睛不时从他那两条向上鬈曲的长睫毛下打量我,接着叹了一口气。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