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时态有三，不定终身

　　【原文】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1)，神忽他往(2);众方称言(3)，此独冷笑;探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4)，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土。

　　【注释】

　　(1)方有对谈：方，正，正在。对谈，面谈。

　　(2)他往：目光移往别处。

　　(3)众方称言：众人言笑正欢时。

　　(4)关情：感动。

　　【译文】

　　前一章所说的，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神游他处，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两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所言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尚未与人打交道，却在背后恶意诽谤和诬蔑对方，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两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遇事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决，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不值得感动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缺乏理智。这两类人的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从以上三种人的反面而求之，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有识之士了。

　　【解读】

　　“恒态”与“时态”是两个相互对照的概念，“恒态”是指人的形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上的恒定的表现;“时态”是指人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这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叵测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不了良好友谊，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作者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这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为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限。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这两种人做事优柔寡断，感情用事，难以担当大任。但是人的气质，能力，个性不是终身不变的，所以作者最后说“三者不必定终身”。

　　典例阐幽

　　利欲熏心，迫害贤妃

　　建安五年(200)，当时中国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袁绍、曹操的争雄之役——官渡之战拉开了战幕。经过两年的争锋，兵少而劲锐的曹操终于击败了兵多势大的袁绍。建安七年，袁绍吐血而死。虽然长子袁谭，少子袁尚仍拥有重兵，继续与曹操周旋，但谁都知道，袁家的大势已去，气数已尽。

　　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此时袁绍子袁谭之妻甄氏与婆婆刘氏处于围城之中，生活既困苦，精神也紧张。袁绍已死，袁谭、袁尚此时正在互相残杀，所以，刘氏对自己的命运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但甄氏此时正值盛年，她不能不考虑，假如一旦城破，自己该怎么办呢?

　　这年八月，邺城终于被攻破了。曹兵涌进城来，一群士兵冲到袁府门前，正要鼓噪而入。甄氏吓得躲在刘氏的怀抱中，婆媳二人抖在一起，听候命运的发落。正在这时，一匹白马飞驰而来，未等马停稳，便跳下一个青年将军，止住士兵，命令道：“不准任何人入内!”说罢，便独自步入内室。

　　这位青年将领，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原来，曹氏父子早已听说了甄氏的美貌与才识，对于袁家得此儿媳，艳羡不已。曹丕从围邺开始，就打好主意：城一破，立即奔袁府。现在，他正是为甄氏而来。进入室内，只见刘氏、甄氏拥作一团，惊恐不安。甄氏把头埋在刘氏膝上，只能看到她的一头乌发和婀娜的身姿。于是曹丕便对刘氏说道：“袁夫人受惊了，请不必惊慌，也请新妇抬起头来!”

　　刘氏听命，便捧起了甄氏的头。甄氏面对曹丕，顿首低眉，惊魂未定，以巾拭泪。曹丕在甄氏抬头之际，便惊得呆住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这个女人真是太美了!颇有文才的曹丕竟不知该怎样形容她的美貌，只觉眼前仿佛闪耀着一片光华，震颤着他的心灵，就在曹丕痴痴呆呆的时候，甄氏也渐渐定下心来，略微抬起双目，瞟了面前这位青年将军一眼。只见他英气勃勃，却又沉稳自信，不禁下意识地和丈夫作了一番比较，心里感叹：真是位青年英雄。甄氏这么一瞟一思，内心的恐惧渐渐消逝，重新恢复了平素的端庄娴雅，便大大方方地向曹丕请了个安。曹丕定下神以后，立即步出袁府，恰好碰到曹操派来接袁氏家属的将士，便向他们命令道：“不准入内，待我报请丞相!”

　　曹丕驰马拜见曹操，提出迎娶甄氏的要求。曹操对甄氏也是早已属意，城一破，他就立即下了保护袁府，不准任何人入内的命令，意欲得到甄氏，不料还是被曹丕抢先了一步。事到如今，也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曹丕的请求。甄氏的命运，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曹操治家很严，妻子卞氏非常贤惠。甄氏来到这个家中如鱼得水，她孝敬公婆，取悦曹丕，爱护弟妹，施恩于下。

　　卞氏的身体不是很好，一犯病，就很长时间卧床不起，每当这时，甄氏总是侍候身旁，不离左右。公元211年，曹操征讨割据西北的韩遂、马超，卞氏随军前往。大军到了孟津(今河南省)，卞氏犯了病，只得留下来。消息传到留居邺地的甄氏，甄氏听后十分焦虑，寝食不安，不断派手下人去问安。几批问安的人回来后都报告说，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而甄氏却不信：“夫人在家的时候，老毛病一犯，总要一些日子才能治好。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这一定是为了安慰我，才命令你们这么说!”心里便越发焦急。最后，卞氏从孟津给她写了亲笔信，说病确实好了，甄氏这才放下心来。等到大军回到邺地，甄氏就急忙去拜见公公、婆婆。她远远地望到卞氏的确很健康，便高兴得流下泪来，在和卞氏谈起当时的忧虑时，又止不住地哽咽。忽悲忽喜，忽喜忽悲。把卞氏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左右个个随着欷歔不已。好一会儿，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卞氏端详着甄氏，疼爱地对曹操说：“真是个孝顺媳妇啊!”曹操平素就很欣赏甄氏的为人，此刻看到她如此动情，心里不停地感叹：德貌双全，确实难得。

　　甄氏比曹丕大5岁，又是再嫁之妇，但曹丕却一意宠爱甄氏达十几年之久。这当然与甄氏的美丽非凡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甄氏有一套笼络曹丕的本领。甄氏丽质天然，但是她从不在众多嫔妃中树敌，越是得宠，她越注意谦损自己。嫔妃之中，有谁得了宠爱，她不仅当面劝勉，而且在曹丕面前也时时褒奖;对于那些得不到宠幸的，她就亲自去安慰开导，并且借宴会欢悦的时候，向曹丕进言：“黄帝帝业稳固，后代昌盛，原因就在于妃妾多、子孙多，殿下也要广求名媛淑女，使枝叶繁茂，根基牢固。”甄氏的这一套，特别合曹丕的心意，得到了曹丕的赞赏，同时，也在后宫树立了声望。

　　甄氏嫁给曹丕的第二年，便生了一子，即后来的魏明帝曹睿，以后又生了一女。甄氏对两个孩子非常慈爱，而曹睿因异常聪明，也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总爱把他带在身边。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东征，卞氏、曹丕、曹睿兄妹皆随军前往。甄氏因病，留守在邺。过了一年，大军才回来。卞氏手下的人见甄氏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就觉得奇怪，问甄氏：“夫人您和子女别了一年，您不思念他们吗?怎么您的精神看上去这样好呢?”甄氏笑着回答说：“思念是思念的，但孩子跟着祖父、祖母出去，祖父祖母亲自照料，我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甄氏这番话，说得非常得体，既取悦了尊长，又不失情理。

　　从建安九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经过13年的共同生活，甄氏彻底赢得了曹家的信任和好感。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王太子，确定为曹操的继承人，甄氏也被立为太子夫人。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魏王，甄氏正式做了王妃。这一年的十一月，曹丕废了汉献帝，篡汉自立为魏文帝，但是，甄氏却未被立为皇后，她的命运，进入了最后的悲惨阶段。

　　从建安二十年开始，曹丕对甄氏渐渐有了嫌弃之意，只是曹丕为人阴险，并未有所流露。曹丕嫌弃甄氏的原因，是他觉得甄氏妨碍了他争夺王位。

　　从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奉汉献帝定都许昌以后，曹操便始终控制着朝政大权。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诏命曹操为魏公，建国魏。七月，在邺建立魏社稷宗庙。建安二十二年，进封曹操为魏王。此时的汉献帝完全成了个傀儡，只剩一个皇帝的虚名了。谁都知道，天下已是曹家的天下，而不是刘家的天下了。

　　随着曹家地位的稳固，曹氏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曹操共有25子，长子曹昂已死在征战中。有资格争夺太子位的，只有3人：论年龄，以曹丕为长;论才华，以曹植为最;论战功，以曹彰为着。但曹彰只有匹夫之勇，缺乏治国之才。曹丕、曹植则不同，二人都有雄才大志，身边又各有一班谋士幕僚，都具备继承王位的能力。按照封建礼制，曹丕为长，自当立为太子，但偏偏曹操宠爱曹植。曹植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从小就能诗善文。成年以后，文名盖世。建安十六年春天，曹操与其家属共游新建成的铜雀台，令他们兄弟吟诗作赋，以试其才。曹植出口成章，作了脍炙人口的《登台赋》。辞藻之华美，文采之飞扬，令曹操赞赏不已。有时曹操故意给他们弟兄出难题，别人往往一下子答不上来，曹植偏偏能应声而对，聪颖明显超过其他弟兄。曹操本意是想立曹植为太子的;但顾忌于礼制，同时也有一些大臣反对，才使得他犹豫不决。

　　曹操宠爱曹植，想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心里一清二楚。同时，他心里还念念不忘另一件事：建安九年攻破邺城时，曹操也曾想得到甄氏，又亲眼见甄氏到了曹家之后，深受父母的喜爱，所以他老觉得自己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除了曹植得宠外，也与当初自己先一步娶了甄氏触违了曹操有关。

　　因此，曹丕心里既忌恨曹植，又迁怨甄氏。偏偏甄氏生性贤淑，对于兄弟之争采取不偏不倚，毫不介入的态度。本来甄氏对弟弟妹妹，从来都是爱护体贴、感情笃厚的，而对曹植的文才，更是赞赏。曹植对嫂嫂，也是非常敬重，叔嫂关系很好。甄氏对曹丕陷害曹植的一些做法，很看不惯，加上她严守妇道，从不干预国家政治。所以她不仅不是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助手，反而是一个不利因素。又恰在这时，后宫里的另一位妃子郭氏和曹丕的阴险性格很合拍。她看准了曹丕的野心，就不断给曹丕出主意，造舆论，帮助曹丕争夺继承权，越来越博得曹丕的欢心。经过数年的争斗，曹丕终于如愿以偿，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天，被立为太子。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为魏王。在此之前，他还不敢公然冷淡甄氏，怕得罪曹操，影响他得到王位，现在，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便把甄妃撇在一边，一味宠幸为他夺取王位出过力的郭妃、李贵人等。甄氏此时也看透了曹丕阴险残忍的为人，既不满他冷淡自己，也不满他迫害曹彰、曹植的行为。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登基以后，他想立郭妃为皇后，但甄妃是嫡妻，甄妃所生曹睿又是长子。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这种违反封建礼制的做法对于刚刚坐上皇位的曹丕，是个大忌。更何况自己能继承曹操的王位，当时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遵从礼制，此时更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这样，甄妃越发成了曹丕的眼中钉，曹丕更加冷淡她，干脆把她扔在邺城，自己在洛阳，根本不和甄妃见面。

　　甄妃遭到这样的待遇，心里非常痛苦。虽然怨恨曹丕，但将近20年的夫妻，使她仍然眷恋曹丕，忠于曹丕，为抒发自己的情怀，她便作了一首《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荚以鱼肉贱，弃捐葱与韭;莫以麻集贱，弃捐菅与蒯。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在这首诗里，甄妃抒发了自己被弃后“独愁常苦悲”的痛苦心境，也表达对曹丕的忠贞感情，流露出强烈的身世之感。然而，也惹出了大祸。

　　权欲熏心的曹丕，在郭氏的蛊惑下，正在寻找除掉甄妃的机会，这时，他看到了这首《塘上行》。20年的夫妻恩爱，他全抛脑后，以他的文才，也应看得出此诗中甄妃对他的深厚情怀，但他置之不顾，抓住了诗中有“怨言”，迫令甄妃自尽。在千般愁情、万般绝望之下，她含恨死去，终年仅40岁。

　　曹丕和郭氏，逼死了甄妃还不解恨，不仅不按王妃的礼仪去安葬她，反而用米糠填塞死者的口，并故意让人把死者弄得披头散发，草草下葬。美貌贤淑的甄妃，其结局，竟是这样悲惨!

　　甄妃死了以后，郭氏立为皇后。曹丕因为逼死了甄妃，便对曹睿也放心不下，他命令曹睿做郭皇后的养子(郭后无子)，试图培养曹睿对郭后的感情。但甄妃死时，曹睿已17岁，他知道母亲是被逼死的，所以不仅对郭后爱不起来，反而怀恨于心。因此也受到曹丕的猜忌，一直未立他为太子。有一天，曹丕去打猎，曹睿随行。忽然发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曹丕张弓搭箭，瞄准母鹿射去，母鹿应弦而倒。曹丕指着惊慌逃窜的小鹿命令曹睿：“快射!”却不见曹睿开弓，只见他流着泪对曹丕说：“父皇已经射死了它的母亲，儿臣我不忍心再射死它了!”曹丕听了，不由得放下弓箭，沉思良久。这事过后不久，曹丕决定立曹睿为太子。就在这一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称为魏明帝。

　　魏明帝即位后，立即追谥甄妃为魏文昭甄皇后，用葬皇后的礼节重新为她安葬，并为她立了宗庙，诏告天下，盛赞甄皇后的美德。接着，又追封自己的外祖父、甄后的父亲甄逸为敬侯，封自己的舅舅、甄后之兄甄严为穆侯;并让自己的表兄甄像袭承敬侯的爵位。不久，又给了甄像散骑常侍的高官，并领职伏波将军、射声校尉。甄像死了以后，继续让甄像的儿子甄畅继承侯爵。甄家其余后代，被封为列侯的还有七八人，连甄后的母亲、嫂嫂也都受了册封，甄家终于复兴起来了。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

　　明代周元素是江苏太仓一带小有名气的画家，他有一个画僮叫阿留，跟随他已经有四五年了。十三岁的阿留，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一副憨厚的样子，看起来傻乎乎的。

　　一天早上，周元素外出前交代阿留说：“你在家看好门，有谁来了记下来他的样子，等我回来再告诉我。”晚上，周元素回来后问阿留说：“今天有谁来找过我吗?”

　　“有，好几个呢。”阿留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接着讲下去，“有个矮矮胖胖的，有个瘦瘦高高的，有个漂漂亮亮的，还有个拄着拐杖的。”

　　周元素听明白了，笑笑又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阿留嘿嘿地笑着回答说：“我怕来的人多了记不住，老头子走后，我就拴上了大门，没有出去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再来过。”周元素没再说什么。他是个很忠厚的长者，也了解阿留就是这么笨的一个人，至少在这方面他毫无长处可言。

　　不仅如此，以后阿留还闹出了不少生活中的笑话。有一次，周元素家的一张床折了一条腿，他让阿留去树林里找根合适的树杈，拿回来修补。阿留拿了把斧头就出去了，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足足找了大半天，结果还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时，周元素和家人都在厅堂中，看见阿留就问他：“怎么到现在才回来?我们都在等你呢。”只见阿留非常认真地说：“因为找不到一根合适的树杈，我在树林里转了又转，所以才费了这么老半天的时间。”周元素说：“那么多树杈，怎么找不到呢?随便找一根把它砍下来不就行了吗?”

　　阿留伸开两根手指头，向上伸了伸说：“您不知道树杈都是朝上长的，没有像床腿那样向下长的。”周元素一家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但是阿留有长处，周元素写字，作画时，一定要阿留为他研墨、调颜料。他把墨磨得很浓，用他磨的墨写出的字，在灯光、日光下可以反射出光泽。至于调颜料，阿留对色彩的辨别力似乎特别强，周元素吩咐要什么颜色，阿留总是能调的恰到好处，从来不会出差错。

　　周元素写字、画画时，阿留在一旁看得很专心。周元素画花鸟，有时阿留对他说，这朵花的颜色再重些，那只鸟的尾部可增加点什么颜色，周元素采纳阿留的建议后，效果往往好得多。

　　一天，周元素铺开纸张，动手作画，阿留在一旁看得很专心。周元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阿留说：“你是不是也看出来点什么名堂来了?你能画几笔吗?”阿留竟然很认真地回答说：“这有什么难的!”

　　“噢?那你就画给我看看吧!”周元素说着把手中的画笔递给了阿留。阿留卷了卷袖子，开始在纸上画起来。不一会，一幅出水芙蓉图画就完成了;满塘水荡漾，一片小小的荷叶在微风中摇动，一只蜻蜓正准备在荷叶上停留。整幅图取意于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周元素拿起画来，仔细端详。这幅画意境开阔，构图匀称，浓淡相宜，真是一幅好画。周元素要不是亲眼看到阿留作画的全过程，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样一幅画会出自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小画僮之手。紧接着，周元素要阿留再画一幅。阿留沉思一会儿，很快又画了一幅，那画面上是微风吹拂着一株才舒展开眉眼的柔柳，燕子斜着身子从天空掠过，向着柔柳飞过来。虽然画面上只有一株柔柳、一只燕子，但使人感受到了暖暖春意，感受到了充满情趣的盎然生机，笔法老道，布局合理，完全像出自于一位老练的画家之手。

　　周元素把家人都喊过来看阿留作画。阿留又画了一幅青鸟翠竹图，大家都纷纷称赞说：“阿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阿留真有灵气;”阿留看着大家，只是憨憨一笑。此后，阿留在太仓一带，也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

　　周元素善识人之性，用人之长，使一个在别人眼中傻笨得出奇的阿留，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所以，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待去激发和运用。

　　佞臣当道除忠臣，庸主偏听终成俘

　　王振是看着小皇帝长大的，他本是教书先生，有一定的学识，加上又能说会道，善于讨好太子，慢慢地就控制住了太子，英宗即位王振自然受到重用，不过明正统初年，由于受到太皇太后和大臣“三杨”的控制，还没有达到擅权的程度。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

　　没有了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的障碍，又加上皇上的宠信，王振轻而易举地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先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段便立即使用上，决不留情。

　　正统八年(1443)的一天，天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肢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以示尊重。

　　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戴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最终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永乐以后，蒙古族瓦剌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可是把持朝政的王振，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剌，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剌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剌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劝阻。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与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尸体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有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八月一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剌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剌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奏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剌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皇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八月十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剌之时，王振加紧撤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士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剌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剌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包围土木堡的瓦剌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

　　十五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际，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剌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剌伏兵四起，明军溃败，最后连英宗也成了俘虏。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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