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着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地去修身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每一步都是秉承礼仪而行的。对于自身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道德毫无意义;对外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政事也毫无意义。因此掌管六艺的官员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并用《周礼》命名此书。春秋时候，懂得礼仪、善说辞令的士大夫，常常凭借这个使他人信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人们都把关于礼仪的知识视为礼制的要求，束缚自身，这就是女叔齐(春秋时人)讥笑的原因。荀卿、张载等人谨慎地以礼为事业，可以说是知本好古，不随波逐流。近代的张尔岐作了《中庸论》一书，凌廷堪作了《复礼论》一书，从书中的内容也可见古代先王圣贤关于礼制的痕迹。秦蕙田编写了《五礼通考》一书，把天文、算学辑录进去，列为“现象授时门”;把地理、州郡辑录进去，列为“体国经野门”。如果从着书的体例来说，这或许有些驳杂，不够精练，但从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古代礼仪应有的全部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
赦
【原文】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的人治军。
【译文】
牧马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危害马群的马;牧羊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扰乱羊群的羊。统治天下百姓的道理，同样也是这样。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有人进言说应该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诸葛亮回答说：“统治天下应该施以大恩大德，不应倡导小恩小惠。这也就是匡衡、吴汉不愿施以宽松政策的原因。先帝也曾说：‘我经常听到陈元方、郑康成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他们说的算是很详尽了，但都不曾提到用赦免的政策。你看刘表父子，年年实行大赦，可对辖地的治理又有什么好处呢?’”诸葛亮以严格的政策治理蜀国，被后人称为贤臣。此后费祎主持朝政，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河南的孟光谴责费祎说：“赦免政策有枯败的气象，这不是昌明之世所应该有的。”我曾看见过家有不肖之子的，他的父亲曲意宽容他的过错，其他的儿子也便纷纷效仿，最终都成了不肖之人。还曾碰到过有士兵违反了军纪，主将鞭打不够规定的鞭数，就轻易赦免了违纪的士兵，此后更多士兵傲慢无礼，经常戏侮他的上司官员。由此可知，对他人的小恩小惠往往成为施行大恩大惠的祸患，政策过于宽松是管理不好百姓的，对孩子过分宠爱是管理不好家庭的，对士兵过于宽松、纵容是治理不好军队的。
世泽
【原文】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译文】
凡是那些在志趣、学术上确实超过常人的人，他们在自身上的修养、家庭中的式范必定会有流风余韵传给子孙，影响乡里，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之泽。君子之泽中大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善，即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这方面，比如韦玄成评议礼制，王吉传颂经论，虞家、魏家的子孙，顾家、陆家的后裔，代代都有名人出现，无法尽述。我们这个朝代比如桐城张氏，自张英之后，高官学者，世代增添张英的美名。宣城梅氏，自梅文鼎之后，世代精研算学，他的六世孙郎中梅曾亮，自称没有继承贤人的功业，但他所写的古文诗篇，深受当时人推崇。高邮王氏，自王安国以后，世代都是名儒，而王念祖的训诂学确实集古今之大成。我在张、梅、王三家面前，常常是低头徘徊或是仰头叹息，自愧不如。礼让之泽这方面，比如万石君的廉洁严谨，富平侯的庄敬慎重，唐朝河东柳氏，宋朝蓝田吕氏，一家之人都是彬彬有礼，带有君子风范。在我平时所见到的近代那些官宦贵族中，还没有遇到过尊崇礼法却没有使家族兴旺、习性傲慢却不导致败家的情况。稼穑之泽这方面，首先想到的是《豳风·七月》，讲述周朝以农事创立王业的艰苦，将民风导向淳厚，在诵读中可以体会出来。近代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杨园的《农书》，用意极其深远。我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诗书、礼让之泽更加广阔持久。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经说过：“我的子孙即使将来做了大官，家中也不能废除祖宗旧业。”美好的家训啊，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万世法则。
悔吝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译文】
吉、凶、悔、吝四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吉”，并非只有祥瑞之兆才能称之为吉，只要行事恰当，举措合适，没有世人非议，也不触犯神鬼，就可称之为吉。但如果上述做得过头，就是吝了。天道妒忌溢满，鬼神谋害盈余，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斜，月亮达到满月就会开始亏缺。《易经》上的爻辞经常说“占卜为吝”，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易经》上所阐述的道理就是：应当随着变化而改变，以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想永久保持最佳状态而不改变，其结果势必带来遗憾和惋惜。凡是行事过了头，不管是好事坏事，即使是十分完善的美好之举和相当宏大的德行之事，稍微过了，那么因过分而产生的不利之事将随之而来。我在京师为官，为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就是唯恐追求盈满而带来悔吝，以此来警戒自己。人无论贤愚，遭遇凶险都知道后悔，如果早日悔过便可逃过灾祸，故而说：“不会有大的罪过，是因为心中存有悔意。”震动心意，坚忍心性，是担当大任的基础;倾侧身体，修养行为，是中兴之道的根本。自古以来能够成就大业的，没有不遭受过心意困苦、忧虑满胸的，也没有不经历过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困患会慢慢招致灾祸，而悔改则使其渐渐趋向吉顺，故而变化的最大法则，没有比悔改更好的了，没有比过分更坏的了。我家的子孙后代，若要自修而免于过错，有两句话要牢记，即：“不要沉溺于享乐之中，要时常保持反省过失的心态。”
儒缓
【原文】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祒，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
【译文】
《论语》两次说到“聪敏而有功效”。聪敏有先天就有的，如才艺丰富，裁决果断如同流水，这不是能经常遇到的;有后天努力而具备的，别人付出十分我付出千分，习惯勤奋从不中断，长期坚持即使中等才智的人都能达到聪敏的程度。我生性愚钝，别人读书一目二三行，我有时快读甚至都不能看完一行;别人片刻就能立即办好的事情，我有时沉吟几个小时都不能终了。阳湖一个名周腾虎字弢甫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儒缓不能及时办好事情，我自己也深以舒缓而惭愧。
《左传》中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应稽首之礼，因而作歌唱道：“鲁人的迂缓，多少年都不明白，可以让我们远图，因为他们只读儒书，深以二国的行动忧虑。”这首歌说的是鲁国人喜好儒术而有皋缓的缺失，因此二国前来兴师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部借舒缓来培育名望。朱博捋起胡须靠近几案说，看来齐国人是想以此作为地方风俗啊?于是全部罢斥所有的随员。门下随员赣遂是个年岁高的大儒，跪拜起来舒缓迟慢。朱博说赣老先生不谙习吏员礼节，命令主簿教他，闲时练习跪拜起身。又认为各部官员多穿宽袍大裤，不合节度，下令所有随员的衣服都离地面二尺。这也是厌恶儒学礼仪的舒缓不足以成事。《通鉴》中记载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的弟弟宋澄，处理政事的能力超过臣，但唯恐他办事儒缓，临机处决之事不能称职。”胡三省注释说：“大凡儒者多习于舒缓，而不能抓住时机去迅速办事而致成功。”大致说来，儒术不是毛病，遵从儒术而导致疏缓，从政则大多会积聚滞留公事，治军则缺少可以乘机获取的功劳。
名望
【原文】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译文】
知识越高，那么上天让他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名望越重，那么鬼神对他行为的监察就越严。所以君子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不肯与众人比较长短。反之，君子如果与普通人比长论短，就是欺辱自己的知识，欺辱上天了。君子的名声向来尊贵，更不肯以鄙陋浅薄的言论而招致神明的讥笑和责怪。
居业
【原文】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译文】
古代英雄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根基。比如汉高祖占据关中，光武依据河内，魏国凭借衮州，唐朝依仗晋阳，都是先占据一地作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君子修道，也一定要有所说的根基作为基础。一般要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这就像居住的房子，宏大表明居住的人多，庇护的人多;诚信能使根基更加稳固，结构更加牢实。《易经》上说：“在宽敞的环境中居住。”这就是所说的根基宏大。“言行要以诚信为本，才能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说的诚信。大程子曾说：“大道浩瀚无边，应从何处入手呢?唯有坚守诚信才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地方。”诚就是忠信;修身反省自己的言辞，为的就是守住诚信。倘若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全被淹没了，因此人也就难以立足了”。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的建功立业。如今的人常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道理。子张曾说：“拥有德行却不发扬，信奉道义却不笃诚，那么这是拥有呢?还是没有呢?”也就是说倘若不能使德业发扬，并坚守诚信，那么学识和见地就会显得肤浅没有根基，说这些知识是我的，全无道理，说这些知识不是我的，也全无道理。这样的人最终必将没有任何功业可建。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之理就在这里了。
英雄诫子弟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袛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心胸恢宏，胸怀豁达，规模远大，高瞻远瞩，但在训诫子弟方面，却始终保持着谦恭谨慎、俭朴退让的态度。
刘备临终时训诫太子刘禅说：“注意啊注意!不要因为错恶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良善小就不去做。只有贤与德，才可以让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与丞相共事，待他要如同父亲一样。”西凉国李暠亲手写下训诫诸子之语，认为“管理政事的人，应当慎重对待赏罚，不要听凭自己的心随意爱憎，亲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奸佞阿谀之人，切勿让身边之人私自凭借权力作威作福。面对诋毁和荣誉，应当仔细审核，辨明真伪。断案结案，一定要和颜悦色，依从事理，切不要猜测、恐诈、揣意、固执。说话要轻声慢语，不能倚势凌人;审判要集思广益，不能自我专断。我临政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安宁，但能做到宽宏大度，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可委以心腹，无论新朋还是旧友都不辜负。处置事情公平坦荡，一视同仁。刚开始觉得眼前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经略远图还是很有好处的。我这样处理国事，大概可以无愧于前人了。”
宋文帝委派弟弟江夏王义恭统领荆、湘等八州军务时，写信告诫他说：“如今天下正处于艰难时期，国家事业重大，虽说只要坚守就可以了，但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的。兴衰安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担着，怎么可以不以王业为念而深感责任重大呢?你的性情过于急躁，志向拘泥古法，想法一旦无法兑现，意念便不复存在，转而盲目听从别人，随意改变，这些对事情的处理害处最大，应该想着克服抑制。卫青以礼节对待士大夫，以恩德对待小人。西门、安于因改变心性而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关羽、张飞处事偏于私情，主观臆断，也是不好。自己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应深深以此为鉴。倘若日后政局有变，太子年幼懵懂，司徒一定要承当周公的职责，你不可对新主不恭顺。到那时天下的安危，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了。你个人一月所用资财，不能超过三十万，若能少于此数更好。西楚的府邸，可以稍微布置一下，应当无须求取新异而改造。凡审讯狱案要多做考虑，不能妄加揣测，当时决断确实很难，到审讯之日，要虚心咨询，博采众议，切忌以个人之喜怒加于别人。如能做到择善而从，必会使自己受益匪浅，不能任意专断，借以夸耀独断的英明。封官授爵要慎重从事，不可随便授予，尤其对亲近之人的封赏，更应仔细考虑。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缺少恩德，但当听到他人议论，却不认为是评议我的过失。以高贵之身凌驾于他人之上，对方是不会甘愿屈服的;以威武之势强加于他人之身，对方是不会甘心顺从的，这些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声色歌舞、嬉戏玩乐，不宜过头;赌博酗酒、打鱼狩猎一概不做;供给自用，都要有所节制;奇装异服、奇异宝器，不宜提倡。还当常常和臣下见面，见面不多，就彼此不亲近。不亲不近，就无法尽知人的性情;不能尽知人的性情，又如何来得知所有的事情呢!”
这几位君主，都是雄才伟略，有经营四海的志气，但他们训诫子弟，则主旨不多，思虑平易，收敛抑制很突出。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旷世豪杰，但他在告诫侄儿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说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里却不要议论。喜好评议别人的长短，妄自评说政法的是非，这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宁可去死也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径!龙伯高为人敦厚老实，办事严谨周到，说话合乎礼仪，没有不适当的，待人谦虚俭约而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且有威望，我爱戴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性格豪爽仗义勇为，以人之忧为忧，以人之乐为乐，他父亲去世时请客吊丧，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戴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龙伯高不像，还可以成为一个严谨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雕刻鸿鹄不像还能像只鸭子;学习杜季良不像，则会堕落成一个轻薄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倒像只狗了。”这也是谦虚谨慎地要求自己，收敛他的高远情怀，靠近于平实的道理。这是因为不这样，则不足以靠自己努力达到远大。隐藏得不严密，投放出来就不会准确。苏轼的诗“于是才知道真正的宽大本出于精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气节·傲
【原文】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恺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恺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着《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
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
【译文】
洁身自好的士人，大多讲究气节，但若讲究不妥当，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并未察觉。风骨气度是自己把握的;傲慢则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汉代萧望之初次见到大将军霍光，不愿意露出身体放下佩刀被人搜查，王仲翁讥笑他。萧望之说：“人各有志。”魏时孙资、刘放主事，辛毗不与他们二人往来，子敞规劝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处世自有我的本末，就与孙、刘二人不同，大不了不让我做三公罢了。”宋时顾恺之不屑于在戴法兴等人面前降低身份。蔡兴宗嫌他的风骨气度太峻刻。顾恺之说：“辛毗说过，孙、刘只不过不让我做三公罢了。人的命运体性自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因而命令弟子原撰写《定命论》来解释。这三件事，都属于风骨气度把守自身的。若汲黯不愿屈居张汤之下，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因为他们位高望尊，随志行事，不能看做是风骨气度的表现，但也不能说他们傲。
以傲加于别人身上的，如盖宽饶对许伯，孔融对曹操。这种傲表现在言词上;稽康对钟会，谢灵运对孟觊，这种傲表现在神态上;殷仲文对何无忌，王僧达对路琼之，这种傲表现在礼节上;息夫躬历次诋毁朝中大臣，暨艳弹劾百官，这种傲体现在奏议上。这几个人，最后都没有尽天年而寿终。一般说来，人间忌恨盈满，鬼神庇佑谦抑，傲者内心自恃有才，流露在外则气势张扬，他心已经不坚定了。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人，仅仅将傲加在一两个人身上，尚且遭到报复，至于息夫躬、暨艳的广为得罪同朝之人，岂有能够侥幸保全的道理?
裴子野说：“倘若拥有超出一般的才智，就一定想有出人头地的地位。倘若拥有盖过世俗的志量，就必定不愿处在一般人的下面。这类人中能以道相守，以礼待人的恐怕很少?”一般说来，凡是心怀才智而背负奇巧之人，都希望别人异眼相看，倘若都一以概之，平等对待，不是他们所愿意的。韩信以与樊哙等人同列为羞耻，彭宠以得到的赏赐与别人无异而累计怨恨。他们向来自己期许很高，实在不愿和平庸之人平齐。君子处世的怨责，莫好过能安处于人的下面，莫不好过自以为骄傲自大。以齐桓公那样的盛大基业，葵丘之会上稍微有些倨傲矜持，而招致九国背叛;以关公那样的忠诚勇武，一个念头地矜持，则招来自身败于徐晃之下，城池丧于吕蒙之手;以大禹那样的圣贤操守，而伯益还用“满招损，谦受益”的话来勉励他;以郑伯那样的弱国君主，而楚庄王还说“郑国之君能居人之下，将来必能取信于民”。不自我矜持的，即使遭到危险也会转为安全;自我矜持的，即使身处安全也容易招致危险。自古以来，无论是国还是家，往往都是这样。故而依凭尊贵，依凭年长，依凭贤能，依凭原有功劳，都是孟子所不容许的;而有所凭恃而娇宠，有所凭恃而奢侈，有所凭恃而为非，有所凭恃而作乱，都是春秋时期士大夫所深为讥笑的。
成败无定
【原文】
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咸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挫败，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谢者，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
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镇郡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译文】
西汉晁错建议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此后吴楚七国叛乱，景帝以诛杀晁错而平定叛乱;明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燕王南攻，建文帝诛杀齐泰、黄子澄，但最后失败。我朝米思翰等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吴三桂、耿精忠等三个藩王一起反叛，圣祖康熙不诛米思翰而最终平息叛乱。这三个案子最相似，或诛杀或宽宥，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一样。士大夫处置大事，决释大疑，只应当深思熟虑，探究是非，不必拘泥于往事的成功与失败，从而迁就一时的利害。
唐昭宗鉴于王室日益卑弱，发愤想要讨伐李茂贞，责令宰相杜让能专门主持军事。杜让能再三拒绝，说：“他日臣白白遭受晁错那样的诛杀，而不能消除吴楚七国的祸乱。”此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为震动。李茂贞上书请求皇上诛杀杜让能。杜让能说：“我确实早就说了。”皇上泪流不止，不能自禁，说：“与您永诀了。”这一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不久便赐他自尽。这是无故受到诛杀，他的冤屈更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唐昭宗既逞强于前，又诛杀于后。这就是他成为亡国之君的缘故。我在军中时，有时与人商定的决议，此后石受挫或者失败，或许稍稍会归咎于别人，不能做到一点都不在辞色上表露出来，也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
后唐潞王考虑石敬瑭将要反叛，李崧、吕琦劝皇上与契丹进行和亲，薛文遇阻止。皇上想将石敬瑭调到郡州，薛文遇极力赞成。此后敬瑭果然造反，引来契丹兵大败唐兵。唐王见到薛文遇时说：“我见到此人肉发颤，几乎想抽出佩刀刺杀他。”大抵事情失败后而归咎于主谋者，是平庸人的常情。
君子小人
【原文】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孑孑为义，以硁硁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译文】
陈容曾经说过：“仁义对于人来说岂能是固定不变的，实行仁义的人就是君子，违逆仁义的人就是小人。”伟大啊这句话!所谓仁，是指物与我之间没有距离，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所谓义，是指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一旦有了为自己牟私利的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如果早上处事公正就是君子，晚上存有私欲就是小人。同一件事，最初的想法公正，就是君子;但转念产生私欲就是小人。圣人一旦有了坏念头就成了狂人，狂人一旦克服了坏念头就成了圣人，两者之间只差几微。君子没有一顿饭长的时间违背仁义，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旦不这样，就会不知不觉地沦落为小人了。所谓小人，指的是见识少，度量小，目光短浅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能有多大，然而却自以为有绝伦的学识;比如辽东的猪，与其他的猪能有多大差别，然而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将孤独当作义，将执拗当作信，将拘谨当作廉，这些都是见识浅薄而又自我满足的表现。君臣之间的相知，须要累积诚信而相互感动，切不可动辄就怀疑君主对自己过于刻薄;朋友之间的交情，贵在日益了解而相互信任，切不可动辄就埋怨知己难以遇到。还有兄弟不相容忍，夫妇不相信任，父子不相谅解，这些都是因为度量狭小而容易滋生疑心的缘故。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见识广博，视天下江山如同破旧的草鞋那样，可以随意扔掉;视尧舜那样的功业如同浮云，可以看得很淡。度量宏大，所做之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会怨天尤人，而是反过来审察自身的原因。他本人不想做的，从来不强加给别人。怎么会有所谓的自私自利之心呢?不追求这些，却在众人面前夸耀说：“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讥笑他是小人了。
越寨攻敌
【原文】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诸军与子勋将袁觊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与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乙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驱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即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云朔之塞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据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冬十月壬申，帝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从之。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国藩按：郭嵩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嵩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蓟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二十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译文】
用兵的法则，有依次推进的，有越过敌人所守之寨而先进攻他处的，姑且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兵事来说说这一点。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刘子勋作乱，各军与刘子勋部将袁觊相持于浓湖，很长时间都没决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敌人占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优越，我虽然与他相持有余，但制胜力量不足。倘若以数千奇兵潜伏而行出现在他的上游，利用险要的地势作为壁垒，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出动，使敌人首尾彷徨不定，进退都怀疑受阻。中流水路既然梗阻，粮食的运输自然艰难，这是制服敌人的奇招。钱溪江岸最是狭窄，距离大军不远，向下面临湍急回旋的流水，船行下来必然停泊靠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一千个人守住险要，一万个人也不能过去。冲要之地，莫过于此处。”沈攸之、吴喜都赞成这个计策。于是挑选七千战士、二百轻便小船配合张兴世。张兴世率领部卒溯江稍稍而上，很快又退回，像这样的一连几天。敌将刘胡听说后，笑着说：“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而下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想轻易占据我的上面!”于是不因此而作防备。一天夜里四更时，正好遇到便利的风向，张兴世升上船帆直接前行，渡过湖白、鹊尾。刘胡发觉后，便派遣部将胡灵秀带兵在东岸跟着前进。戊戌夜，张兴世宿营景洪浦，胡灵秀也留宿。张兴世暗中派遣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条战船直驱钱溪，扎下营寨。乙亥日，张兴世带兵进驻此地，胡灵秀无法禁止。庚子日，刘胡亲自率领水陆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想要迎面攻击他们，张兴世制止他们说：“敌人刚来，隔得还远，士气旺盛而军锋凌厉。凌厉容易消失，旺盛容易衰败，不如等待一下。”于是命令将士依旧像往常一样修缮城池。不久刘胡的军队转向靠近，战船进入湍急回旋的水流。张兴世命令寿寂之、任农夫率领数百壮士攻击，众军相继并进。刘胡收兵退向下游。张兴世于是在钱溪立下城池。国藩按：当时官军在下游赭圻，敌军袁觊等在上游的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的鹊尾，更上才为钱溪。越过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池于钱溪。这是一条险途。此后敌军屡次攻打钱溪而不胜，粮运中途受阻，而鹊尾、浓湖都因此而溃降。这是越寨进攻而获得胜利的一个战例。
泰始三年，北魏尉元上书说：“敌军趋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经下邳;趋向青州，也由下邳、沂水，经东安。这几点，都是敌军用兵的要点。如今若先平定下邳、宿豫，镇守淮扬、东安，那么青州、冀州各镇就可不攻而克。若这四城不服，青州、冀州即使攻克，百姓担惊受怕，会心怀侥幸。臣认为应放弃青州、冀州的用兵，先平定东南之地，断绝刘彧的北顾之念，断绝百姓南望之心。这样，淮北将自动出击，一时辛劳换来永久的安逸。”国藩按：宋与北魏历代以兵相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各镇，远在海岱，与北魏接壤，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却在淮南，离北魏还远。北魏越过青州各镇而进攻四城。这是一条险路。此后四城被攻破，而青州、历城、徐州各镇相继被北魏吞没。这是越镇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叛乱，郢州刺史萧方诸因为徐文盛的军队驻在西阳，不加防备(西阳即现在的黄州)。侯景鉴于江夏空虚，派宋子仙、任约率领四百精锐骑兵，由淮内袭击郢州。丙午日，狂风骤雨，天色阴沉，宋子仙等进城，萧方诸跪拜迎接，于是擒获鲍泉、虞豫，送到侯景所在地。侯景趁着有利的风向，到江中心升起船帆，于是越过徐文盛等军直上，进入江夏。徐文盛的部队惊惧而溃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都在黄州，沿江构筑堡垒，越过徐文盛的军队而向上进入江夏，这是一条险路。但江夏因无防备而被攻破，徐军因为失势而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驻西岸的栅口，侯瑱屯住东岸的芜湖，相持一百多天，接着都离开河岸而出船江外，隔着水洲停泊。二月丙申日，西南风骤起，王琳带兵直奔建康，侯瑱等慢慢从芜湖走出，暗中跟在王琳的后面，西南风反而为侯瑱所用。王琳投掷火炬来烧陈的战船，都反过来烧了自己的船。侯瑱下令攻击王琳的战船，又用蒙冲小船攻击王琳的大船。王琳的军队大败，军士淹死了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弃船登岸逃走。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驻在芜湖，王琳越过侯瑱的军而直下金陵，这是一条险路。而侯瑱的军队从他们后面跟着，反而为侯瑱所破。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在攻拔辽东、盖牟各城后，到了安市，将要决战。高丽和靺鞨联合兵士组成一个阵势，长达四十里。江夏王道宗说：“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抗拒王师，平壤的防守必然虚弱，请借给我五千精兵，颠覆它的根本，那么数十万的敌众就可不战而降。”皇上不答应。后来攻打安市，竟然攻不下。投降的高丽将领请求先攻打乌骨城，众人商议不同意，于是从安市班师回朝。国藩按：李道宗请求越过安市而进攻平壤，这虽然是险路，其实是制胜的奇兵，太宗不听从，以至于无功而返。这是不能越城进攻而导致失败的战例。
安史之乱时，李泌请求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合并众军从北面出兵，与李光弼构成南北犄角，以攻取范阳(胡三省注释：李泌想使建宁王从灵夏合并丰胜、云朔的军队，直捣妫檀，攻打范阳的北面;李光弼从太原进取恒定，来攻打范阳的南面)，倾覆敌军的巢穴，敌军退兵则没有归宿，留下则不得安宁，然后大军四面包围而进攻，必定擒获。皇上大悦，但后来却没能达到目的。国藩按：当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从形势上来说应先夺取长安、洛阳。李泌想先捣毁范阳敌军的窝点，这也是制胜的奇兵。事情没有达到目的，致使史思明再次成为关洛的祸患。这也是不能越地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时，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的都是老弱之兵，可以乘虚直接开进蔡州城，等到敌将知道，吴元济已经抓到了。”李愬赞同。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的军队出发，向东行进六十里，夜里到达张柴村，全部杀掉这里的守兵及点燃烽火报信的人，占据那里的栅栏，命令士兵稍稍休息，吃干粮，整马队，留下义成军五百人镇守这里，借以截断洄曲及各条路上的桥梁，然后在夜里发兵出门。正赶上大风雪，旌旗被刮裂，半夜时雪更大。走了七十里，四更天时李愬到达蔡州城下，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李忠义用大锄头挖城墙为坎，借以先登。李愬进城后住在吴元济的外宅，以槛车押送吴元济到京师。国藩按：蔡州的精兵全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超越董军而直驱蔡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朱氏后梁均王四年，楚地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巡边。夜间南风骤起，都指挥使王环乘着风势到达黄州，用绳梯登城，直接奔向州衙门，捉住吴地刺史马邺，大肆抢掠而回。许德勋说：“鄂州将会拦击我，应防备。”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鄂州人不知道，很快通过鄂州城，他们自救尚且来不及，怎么会拦击我?”于是举旗鸣鼓而行，鄂州人不敢逼近。国藩按：楚地的岳州，东北面与吴地毗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地必然立寨防备，而王环越过而直抵黄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当时后梁将领段凝军兵临黄河的南岸(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后唐大臣李绍宏等建议放弃郓州，与后梁讲和。皇帝单独召见郭崇韬询问。郭崇韬回答说：“投降的人都说开封城里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然应当以精兵长驱直入开封，它的城中已经空虚，一定会望风逃跑，假若伪主被杀，则诸将自当投降了。”皇帝说：“这正合我意。”冬十月壬申日，皇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河，癸酉日到达郓州，甲戌日围中都城，攻破该城，擒获王彦章。皇帝召集各将询问进退方略，各将建议先拿下东方各镇城，然后伺机而动。康延孝、李嗣源建议立即攻取大梁，皇帝同意。乙亥日皇帝在郓州中都发兵，丁丑日到达曹州，乙卯日到达大梁，灭后梁。壬午日段凝率领部卒五万从滑州渡河增援，也放下武器请求投降。国藩按：郭嵩韬最初建议直接攻取开封的时候，后梁将领王彦章屯军在郓州，段凝屯军在河上，越过两寨而进攻，这是一条险路。此后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而段凝还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这也是一个险招。然而段凝隔在河北，若从白马南渡，则被黄河所阻，若从下游直渡，则同样被黄河所阻，再被新决开的护驾水所阻，势必难以增援，于是得以直取开封，成就大业。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以上九个战事：张兴世的占据钱溪，宋子仙的攻取郢州，许德勋的拿下黄州，都是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获胜;王琳的直下金陵，从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而失败。尉元的攻取下邳四城，李愬的进入蔡州，郭嵩韬的谋取开封，都是从陆路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得手;李道宗的谋取平壤，李泌的谋取范阳，都是从陆路上不敢越过敌军营寨而丢失战机。成败得失，的确没有一定的规律。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敌军头目陈玉成占据蓟州，秦日纲占据田家镇，我水师越过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的敌军也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当时敌军头目林启荣占据九江，黄文金占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水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过九江而下攻打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失败受挫，二十四日陆军也无利而回。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武汉、黄州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旧县，往来如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因此知道胜败无常，以将才为转移而已。当时越过九江而下攻湖口的谋划，出自我国藩，定于罗泽南先生、刘孟容先生二人，战事失败之后，有人深为指责这个谋划的失策，并且完全归罪于刘先生，这不是事实。
克勤小物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不可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着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说，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译文】
古时候成就大事业的人，大多都能从勤于做小事开始。高度为百尺的楼房，是从平地盖起的;长度为千尺的丝帛，是由一尺一寸织成的;重量为万石的大钟，是由一铢一两铸成的。圣明的文王，都是从清晨到午后忙碌得没有时间进食。周公是仰头思索，夜以继日，侥幸有所收获，便坐着等待天亮去实施。仲山甫早晚丝毫都不懈怠。这些人勤奋到这种地步，那么无论小事大事，都是不敢怠慢的。诸葛亮为丞相，从杖击以上的刑法都亲自裁决。杜慧度处理朝政，心思缜密慎微如同治家。陶侃办事谨慎精微，就算是竹头木屑都储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说治学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治政也没有不从一铢一寸积累而最终取得成就的。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魏明帝自己做着尚书应该做的事，隋文帝叫卫士送餐，都为后世所讥讽，认为天子不宜亲自处理小事。我认为天子或许可以不亲自处理小事，但作为大臣的就不能不亲自处理小事。陈平，问到钱粮的事不知道，问到刑狱的事不知道，不可以作为人臣的榜样。凡是考核事功，必定要亲眼所见才算成效。假如有车，就必须要见到车厢上的横木;假如有衣，就必须要见到前面的围裙;假如是博学的君子，就必须要见到他的着作堆满家中，所抄录所汇集的书册装满箱子;假如是言行一致的君子，就必然可见他脸上神色的温和纯粹，门徒对他的尊敬;假如是善于治理民事，就必然可见他在位时百姓的喜悦，离开后百姓的思念;假如是善于治理军队，就必然可见他一打仗就胜利，一攻城就成功。若不是大家都亲眼所见的为效，而只凭心里所揣测的为高，那么就会将虚薄拿来作为争辩的对象而看轻名实，以坐而空想为贤能而嘲笑勤奋认真。何晏、邓飏一类人的作风流传所造成的后果是，心高气傲而腹中空空，高估自己而轻视他人，大事小事，都毁坏在不知不觉中，亲信和贤能，都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依照这样而想大业成功，不是与之相悖吗?孔子称赞许仲弓为南面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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