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鉴赏〕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利器”有多解。如河上公认为“利器者，谓权道也”;冯达甫认为“圣知为利器，谓凭圣知决定的重要方略”。此外，还有学者将其理解为“赏罚”(如韩非)，或“圣智仁义巧利”(如范应元)等，亦可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薛蕙之解更合情理，即“利器者，喻国之威武权势之属……譬国能守柔则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观示于天下，不尔则势穷力屈，而国家不可保矣”(薛蕙《老子集解》)。

　　然此观点之提出，基于“物极必反”之理。即：“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三十六章》)盖吾人皆知“月盈则亏”、“日盛则昃”、“水满则溢”;而月之将亏时，必已极盈;日之将昃时，必已极盛;水之将溢时，必已极满。同理，事物张极必歙，强极必弱，兴极必废，予极必取。反过来讲，事物将歙，必已极张;将弱，必已极强;将废，必已极兴;将取，必已极予。也即是说，事物愈向“张”、“强”、“兴”、“予”的方向发展，就愈接近发生转化的极点，从而离“歙”、“弱”、“废”、“取”就愈近。也即“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也。此理真实不虚，但却幽微难为人所识，因此称之为“微明”。因此，看似柔弱之物，由于自守其性，敛退自然，所以生命力愈持久;相反，若处处张扬，锋芒毕露，终难免势穷力竭之时。故老子曰：“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在此意义上，一国不可穷兵黩武、妄自将威武权势炫耀于外，否则会像鱼离深海，自取灭亡。西汉贾谊《过秦论》中言：“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此处状写秦统一天下后，仁义不施、暴戾恣睢，以致“攻守之势异也”。由此，君主若不能守无为之道，恣意妄为，一国之势必会由强转弱，最终三户可以亡秦矣。

　　然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历史上屡遭误解。如韩非子将其作为老子阴谋权术之论，《韩非子·六微》中有言：“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淮南子·道应训》中亦有记载：司城子(官名，掌管土木建筑)子罕辅佐宋国之君，通过花言巧语将赏罚之权从宋军手中夺走，从而达到了杀君篡位的目的。此篇意在说明赏罚之权在治国方略中至关重要，不能轻易示人，更不可轻易放弃。然而，从老子思想的基本精神看，将“利器”解作“赏罚”，并由此而论权术之道，是有失公允的。盖本章反复申明“势强必弱”之理，此为事物发展之必然，天地之经常(“道”)也。故“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旨在告诫国君，不可耀武扬威;只有“敛退守柔”、“利物不争”才可使天下大顺。

　　对儒家而言，治国安民亦须以人君之“德”为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此乃“德治”之论。至孟子，又有“仁政”之说，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而对于以强力得天下者，孟子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孔孟之道，内圣而外王，君主只有修己成德，而后推扩于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反之，若以武力得天下，终不能得民心也。在此，虽然儒道的为政之基不同，但两者均出自君主之“德”，故皆为中庸之道也。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忠言训诫穿越了千年的王朝盛衰、山河移易，终于在铁马兵车、血泪淋漓的战场上成为一句亘古的箴言。群雄争霸的古代中国，在烽火连天的杀戮中见证了过多不应流失的生命;无数哀泣的眼神，在帝王将相的凌云壮志里悄然湮没。然而，威武权势无以长久，以力假仁难保天下。或许，惟有四面楚歌所昭示的亡国之音，才能使不可一世的称雄者如梦初醒。只是，半壁江山早已零落，豪气干云空为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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