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有吊诗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童子、“胡儿”都能吟唱《琵琶行》和《长恨歌》可见它们传播之广。以《琵琶行》来说，它几乎一诞生便广泛流传，并对以后的诗歌，小说和戏曲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在日本也曾将它搬上舞台。并且，还由此引发出一个有趣的爱情故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琵琶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白居易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上书言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州司马。江州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个闲职。在被贬的第二年，他写下了《琵琶行》。

　　《琵琶行》叙述琵琶女成为商人妇的故事。寒江夜月，枫叶荻花的萧瑟秋天，诗人在浔阳江边的一条船上为朋友饯行，正当主、客感到无音乐助兴，心中因离别而感悲凄的时候，忽然听到江面上传来悠扬的琵琶声，原来是邻舟一位女子在弹奏，于是请她出来演奏一曲。她的演奏使作者和周围船上的人大为惊叹和感动。在偏僻的江州为何会有这么出色的琵琶手呢?听了她的自述才知她本是长安歌伎，曾师事穆、曹二位著名的琵琶师，她不但技压群芳，而且容貌出众，长安城中的贵族富豪子弟都慕名前来欣赏她的色艺。每当弹完一曲，客人们竟相赠送的锦缎丝绸多得不计其数，那珍贵的饰物因击节而打碎，华丽的衣服因嬉闹而被酒沾污。时间就在这种豪华放纵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逝，琵琶女的青春一去不返，渐渐地门庭冷落，终因人老珠黄而结束了歌妓的生涯。她嫁给了一个商人，而商人只知营利，经常在外，前月又去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市)贩茶，至今未归。她独守空船，回想以往京城的生活，她只能暗中流泪。听了商人妇的演奏和自述，白居易对她非常同情，也引发了自己因被贬而起的悲哀，他不禁感慨系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请她再弹一曲，听到那高昂急促的琵琶声，白居易感动得眼泪涟涟，连青衫都湿透了。

　　白居易精心刻画了一位下层妇女的形象，她有出类拨萃的演奏技巧，诗中写道：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作者从不同角度把演奏者的神情、动作，音调的高低强弱，节奏的缓急，有声无声的变化，演奏的环境，感人的效果等揉合在一起，作了多层次的细腻描写，配合精妙绝伦的比喻，将抽象的旋律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那转瞬即逝的乐音也成了永久的存在。千年之后，人们读这诗，似还感到那音乐的奇妙，不禁为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和诗歌作者的杰出才华鼓掌喝彩。历来《琵琶行》的读者，也大抵会对那位身怀绝技的女性寄予同情，她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她在京城的生活虽然豪华，但只能作为“五陵年少”的玩物。作歌伎必须具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年青漂亮，一是技艺精湛，而前者尤为重要。一个人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容貌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老。当琵琶女色艺双绝时，那班王孙公子趋之若鹜，一旦年老色衰，即使技艺已达化境，她也不能再续昔日的繁华之梦。此时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所谓“从良”的一条路，而从良必得有人付出一笔可观的赎身费，能付这笔费用的不少是商人，于是琵琶女便“嫁作商人妇”了。“商人妇”极有可能不是正妻，而是外室，商人经常在外，往来各地，也许不止一位外室。商人重利而不重情，所以她只能以空船、江月、琵琶为伴，过着孤寂凄凉的生活，每当寂寞难耐时，便抚弄琵琶，以驱遣心中的愁闷。“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她对现状的不满和悲伤，但这种状况她无法改变，“少年事”也早已如逝去的流水，一去不复回了。

　　诗人自己是《琵琶行》中的另一重要人物。诗的开篇描写送客情景即已表露诗人的凄凉心境，这种心境固然与离别有关，但同他的被贬处境也难以分解。白居易前期胸怀大志，直言敢谏，一心希望肃清弊政，不料招来被贬江州的横祸，他的好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下了“垂死病中惊坐起”的诗句，那么作者谪居浔阳的心绪如何，就不难想见了。这非罪远谪的抑郁心境是与琵琶共鸣的感情基础。正因诗人政治上受到打击，心中有无限事，才能从琵琶声中听出演奏者的“沦落”心态。《贞观政要.礼乐》记叙了唐太宗谈音乐的话，他说：“欢者闻之则悦，哀者闻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分析了听者的感情因素在欣赏过程中的作用，有一定道理。白居易正属“哀者闻之则悲”一类。商人妇亦是哀者，她将哀苦倾诉于琵琶弦上，那饱含感情的乐音便引发了作者心弦的强烈共振。及至听了商人妇的自述，对她更加同情。他倾倒于商人妇的高超技艺，又尊重她的人格。一个士大夫阶级的人能同情并尊重一位不幸的下层妇女，自是不错，但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白居易的思想就不出一般作者的水平，可贵的是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将昔日的长安娼女与他这个被贬的政府官员相提并论，又像对知己一样，向她倾吐了自已的坎坷遭际和内心的苦闷。这样，他成了她的知音，这也是他能写出这一撼人心魄的不朽诗篇的重要原因。诗中还写商人妇听了白的自述后，即“感我此言良久立”，对白的同情也油然而生。这个时候，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已经成为徒然的存在。人的思想感情融合无间，而琵琶音乐则成了连通感情的纽带。诗中咏人咏己，殆不可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既专为此长安故倡长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元白诗笺证稿Ⅱ第二章)

　　关于本诗的主旨，宋洪迈曾有一段论述，《容斋五笔》卷七说：“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而作，予窃疑之”，“乐天之意，直欲撼写天涯沦落亡恨尔”。他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意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一故事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指出作者在于抒发自己的天涯沧落之恨，确是一语中的。主旨决定了诗的性质，它不会是爱情故事，诗的感情确实极为浓烈，这浓情渗透在叙事和描写之中，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感情发展到最高潮，这是为音乐所感，为商人妇的凄凉景况所感，更有自己的身世之感。作者和商人妇都极富感情，通过音乐和自述，成为知音、知己，然而商人妇的演奏不是“琵琶弦上说相思”，白居易的“为君翻作《琵琶行》”也不是如以前和“长安伎人”间的“曾将诗句结风流”，两人之间仅相互同情而已，如《唐宋诗醇》卷二二所说：“《琵琶行》满腔迁谪之意，有同病相怜之意焉。”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故事性质起变化

　　白居易与商人妇之间本无儿女私情，但后来却有人用一根红线将二人牵合在一起，演出了一段姻缘。从现有材料看，《琵琶行》故事性质的演变大约起于宋朝，宋人传奇小说集《绿窗新话》有《白公听商妇琵琶》一篇，只是抄录《琵琶行》的序和诗而略有删节，最后以唐段安节《琵琶录》中有关琵琶的一段话结尾，没有其他变化。在同是宋人传奇故事的《苏小卿》中则露出了变化的契机，故事写双渐见到邻船的苏小卿时，便唱歌挑逗她，歌的前几句说：“乐天当日浔阳渚，舟中曾遇商人妇。座间因感琵琶声，与托微言写深诉。因念‘佳人难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识’。”小说作者虽只是提及《琵琶行》的故事，却作了极大的改变，说白乐天将商人妇当作难再得的佳人了，即是说已钟情于她。元以后的戏剧则大演而特演这一爱情故事了。

　　司马情泪湿青衫

　　将《琵琶行》改编为戏曲作品的，宋元间有阙名的《琵琶亭》，现仅存残曲二支。元代马致远有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简称《青衫泪》(有《元曲选》本，中华书局出版)写白乐天与歌伎裴兴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该剧剧情也受宋人小说双渐苏小卿故事影响，与《琵琶行》相较，情节有很大的变化。

　　唐时长安歌伎裴兴奴色艺俱全，聪明过人，尤擅琵琶。一日吏部侍郎白乐天与学士贾岛、孟浩然来到裴家，兴奴与白一见钟情。二人一起生活才半年光景即发生突变，唐宪宗以做诗文误政事为由，贬白为江州司马。二人临别时海誓山盟。别后兴奴拒绝接客，这样过了半年，引起裴母的极大不满。这时茶客刘一郎带着三千引细茶，慕名前来找裴兴奴求欢，兴奴仍坚决不从。裴母贪财，遂与刘定计，写下一封假信，谎称白乐天已病死江州。兴奴信以为真，悲伤不已，裴母趁机逼她嫁给茶商。兴奴无奈，在祭奠白乐天之后，随刘一郎离开了京城，裴母则得到刘的五百两银子。白乐天贬江州一年后，他的挚友元稹奉旨南来采访民风，经过江州，白乐天在船上置酒相待。适逢裴兴奴随茶船也来到江州，刘一郎每日只知与他的狐群狗党饮酒作乐，兴奴则独守空船，面对秋江明月，想起昔日情人白乐天，她夜不能寐，只好借琵琶一吐愁怀。白乐天听出这琵琶声好似兴奴所弹，元稹叫人请她过来，于是情人重逢，互诉衷肠，白写下《琵琶行》一诗送她。趁着夜阑人静，二人开船而去。元稹回京后面奏宪宗，说白乐天非罪远谪，于是宪宗将白乐天宣唤回朝，官复原职，又亲自断案：裴兴奴准归白乐天，裴母被杖六十，刘一郎流放远方。

　　原诗中的琵琶女本无性名，剧中则叫裴兴奴，这一命名是受《琵琶行序》的启发。《序》说：“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段安节《东府杂录》“琵琶”条载：“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皆袭所艺。次有裴兴双，与纲同时，……兴奴长于拢拈……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从琵琶女到裴兴奴，人物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琵琶女在长安“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成为商人妇后，虽有不满，却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裴兴奴则不同，她母亲说她“一来性儿好自在，二来有些拣择人”，她不喜欢热闹豪华，不随便应酬，特别是对自己的职业和地位，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她希望改变现状，“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金钗”，希望有一个婚姻归宿。因为有见识，所以她的择婿标准重人不重财，她对爱钱如命的母亲还冷嘲热讽，说她“银堆里舍命，钱眼里安身”。由于能摆脱金钱的诱惑，所以兴奴一心追求她理想中的爱情。白乐天等人初到裴家，在兴奴眼中不过是几个“酸寒秀才”，但却偏偏与白一见钟情，她之所以爱白，是“爱他走笔题诗，出口成章”，爱他人品高，才华富”，完全没有金钱的因素。剧中的白乐天不同于五陵年少，他不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初去裴家还不好意思进门，又囊中羞涩，不但不能“争缠头”，无力作出“一曲红绡不知数”的赏赐，而且拿不出银子作洒钱，的确酸寒。可是兴奴觉得白乐天尊重自己，“是几个英俊才，偏他还咱一拜，怎做的内心儿不敬色”，这是产生感情的良好前提。终于二人“相伴颇洽”，感情无间。不料政治上的风云变幻造成劳燕分飞，遭此突然打击，二人爱情面临严峻考验，一曲〔仙吕.端正好〕唱出了兴奴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理：

　　有意送君行，无计留君住，怕的是君别后有梦无书。一尊酒尽青山暮，我愠翠袖泪如珠，你带落日践长途。情惨切，意踌躇，你则身去心休去。

　　这支曲子颇有情韵，它描写了兴奴被迫分离时的痛苦，无计留君的惆怅，怕情人此去便杳如黄鹤的忧虑，也表达了希望情人用情专一的要求，实际上又是对她一往情深的表现。曲中所写青山暮色、落日长途的景色，更增别离的悲凉。由于二人的结合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所以白乐天被贬，裴兴奴仍对他矢志不移， “誓托终身”，“此别之后妾身再不留人，专等相公早些回来”，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态度，白乐天则以“决不相负”来报答她的深情。

　　分别后裴兴奴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再也不是可以任人攀折的临歧柳了，她“也不梳妆，也不留人，只在房里静坐。”对待刘一郎的纠缠，她既不屈服，又晓之以理。在《琵琶行》中，只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三句虚写茶商，剧中茶商则有名有姓，江西浮梁人氏。其人自命风流，他的上场侍说：“都道江西人，不是风流客。小子独风流，江西最出色。”十足见其恶劣伧俗。他一见兴奴便以三千引细茶，五十两银子相引诱，遭到了兴奴的严拒，叫他“过一边去”，骂他“不知高低”，但又为对方着想，劝他不要掉入老虔婆的陷人坑，断送了家产，枉受熬煎。这里又表现了她的侍人的善良之心。兴奴的善良之心，却换来了虔婆和茶商的奸计，她误信情人身死，无奈，只好嫁给茶商。第二折中写兴奴离家前唱的几支曲子颇能传达她的复杂心情，现以二曲为例：

　　〔叨叨令〕我这两日上西楼盼望三十遍，空存得故人书不见离人面。听的行雁来也我立尽吹萧院，闻得声马嘶也目断垂杨线。相公呵，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你原来死了也么哥，从今后越思量越想的冤魂儿现。

　　〔二煞〕少不的听那惊回客梦黄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蝉，止不过临万顷苍波，落几双白鹭，对千里青山，闻两岸啼猿。愁的是三秋雁客，一夏蚊雷，二月芦烟。不见他青灯黄卷，却索共渔火对愁眠。

　　〔叨叨令〕写兴奴整日地盼望情人消息，听雁来则盼书信，闻马嘶则盼人回，望眼欲穿的结果却是死讯，所盼与所得绝然相反，由一心希望到突然绝望，这精神上的致命一击使她“痛煞”、“闪煞”。〔二煞〕写兴奴想象今后客居他乡，飘泊不定的生活。作者极力铺排，将她的悲愁渲染得淋漓尽致，其凄苦之情全用景语写出，化用前人诗句而恰到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致远杂剧的语言风格，即本色与清丽的结合。

　　裴兴奴虽嫁给了刘一郎，但旧情难忘，刘一郎的浪荡更使她思念白乐天。浔阳江头的重逢又点燃了她的希望之火，对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追求，使她主动、大胆地和白私奔，离开了“村沙势样”的刘一郎，得以和心爱者永相厮守，从而一扫年来的苦闷悲伤，显得特别轻快，第三折〔水仙子〕、〔太清引〕摹写了这种心情：

　　〔水仙子〕再不见洞庭秋月浸玻璃，再不见鸦噪渔村落照低，再不听晚钟烟寺催鸥起，再不愁平沙落雁悲，再不怕江天幕雪霏霏，再不爱山市晴岚翠，再不被湘潇暮雨催，再不盼远浦帆归。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饱得西风力，怎能够谢安携出东山妓。此行不为鲈鱼脍，成就了佳期，无个人知。那厮正茶船上和衣儿睡，黑娄娄地鼻息如雷。比及杨柳岸秋风唤起，人已过画桥西。

　　〔水仙子〕以排比手法铺叙一连串暮时景色，每句一景，这些景色黯淡凄冷，正是半年来漂泊、寂寞生活的写照，可是每句前面加上“再不×”后，情调即逆转，那种结束寂寞的漂流生活的喜悦之情便跃然纸上了。〔太清引〕写兴奴摆脱了刘一郎，同白乐天私奔，情调轻松愉快，对刘一郎的揶揄也是这种情绪的表现，最后—句“人已过画桥西”，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图，活现出此时人物内心的幸福感受。

　　《青衫泪》在《琵琶行》的基础上虚构了更多情节，扩大了抒写范围，马致远笔下的女主角形象个性比较鲜明，在元人杂剧所塑造的众多妓女形象中是有特色的一个，相形之下，白乐天的形象则显得较为苍白。从情节安排看，第四折只是前几折内容的重复，皇帝断案赐婚结尾亦落常套。

　　再洒情泪为伊人

　　明代作家顾大典又在杂剧《青衫泪》的基础上写出了传奇《青衫记》(有《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版)，仍是演白乐天与裴兴奴的爱情故事，不出才子佳人的路数。白“丰标俊雅，才调风流，乃当今才子”;裴兴奴“姿容独步，才技无双”，所以一个“我爱你风情月调”，一个“我爱你歌唇舞腰”。与《青衫泪》一样，二人姻缘中虽有分离的波折，可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明吕天成《曲品》评此剧为“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顾作与马作的主要不同处一是关目安排，一是人物设计。《青衫记》内容较复杂，在裴、白爱情故事中穿插了元、白应试对策、河朔兵变、兴奴避乱、白抗疏忤旨等等，它所描写的社会内容更为广阔，开篇通过白乐天、元稹之口，道出了中唐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内则无直臣，言路不开，“满朝钳口，百僚结舌”;外则藩镇割据，拥兵作乱，“虎臣矫矫，化为蛇蝎”;此外还有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剧本在这一背景中展开情节，白乐天的宦海浮沉，以及与裴兴奴的悲欢离合，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在策试中他主张“皇威当振，讲武修它，二者皆明训，推毂还须任虎臣”，因对策称旨，被赐进士及第，授左拾遗兼中书舍人。于是乘兴郊游，得遇妓者裴兴奴;两情谐合。河朔兵变后，白抗疏言兵，并请罢宦官监军，结果忏旨，被贬为江州司马。去江州前，他赶往城郊与兴奴话别，不料兴奴已为避乱兵而匆忙他去，因此二人失却联系。作者让人物活动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舞台上，置身于政治漩涡中，这是该剧上半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头绪过多，不够紧凑，是其缺点。《青衫泪》写白乐天遭贬是因为做诗文误了政事，那显然是肤浅的，该剧也没有反映中唐社会的诸多矛盾，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爱情纠葛上，《青衫记》也描写了这种纠葛。如何解决白、裴与刘一郎之间的矛盾呢?《青衫泪》却比《青衫记》处理得好，前者以裴、白私奔来完成团圆，后者却以刘一郎酒醉掉入江中淹死来消除破镜重圆的障碍，这种处理方式既太偶然，又削弱了兴奴敢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关系人物命运的转折关头，如何构思戏剧冲突，往往能看出作者技巧及思想的高低。在两个剧本中，兴奴之嫁给刘一郎同是出于被迫，但在《青衫泪》中是因为被骗，以为白乐天已死，希望破灭而迫不得已;在《青衫记》中则仅仅是因为母亲强逼，这种处理方式是简单的，直线式的，缺乏戏剧性，裴兴奴显得太容易屈服，请看《茶客娶兴》出中的〔山坡羊〕：

　　急煎煎雨僝云僽，怨寥寥粉消红瘦，虚飘飘如家浪浮鸥，眼巴巴盼不到的文鸳耦。泪暗流，孤身不自由，红颜薄命，薄命从来有，谁似今朝落人机彀。含羞，又抱琵琶过别舟;难留，又是冤家不聚头。

　　这段曲文是兴奴随茶客走前所唱。她只知自叹自怨，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归之于“命”，远不如《青衫泪》第二折所写。当然这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与时代思想和作者的认识有关，一般说元代礼教观念有所削弱和淡化，可以公然由戏中的皇帝口中说出“便私奔这也何妨”(《青衫泪》)，裴兴奴也可将娘亲作为老虔婆而大骂特骂。而照传奇颇重宣传忠孝节义，道学气浓，顾大典就写了传奇《风教编》，吕天成《曲品》说它“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也。”显然是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而作。而私奔、违逆母命之类不合封建教条，于是顾大典把《青衫泪》中兴奴诅咒亲娘的话几乎全不采用，她成了一个孝顺的女儿，听从母亲的意愿嫁给刘一郎，同时又写她一直拒绝与刘同床，以保持她贞节，都显得勉强。又改刘一郎为落水死去，以避免私奔，这些正是作者封建道德观念的反映。

　　《青衫记》以青衫作为贯串全剧的线索，剧情依质衫——赎衫——还衫——寄衫——湿衫这一线索发展，虽有牵强之处，但脉络清晰。剧中兵变是造成白、裴分离的关键。关于兵变的情节，有第九出《河朔兵变》、第十二出《河朔交兵》，此外，第十三出《赎衫避兵》虚写兵变，第二十四出《娶兴人至》中，裴母说“如今干戈宁静，即日回到长安去了”，一句话便将兵变结果交代过去，既照应了前面，又不使情节再生枝蔓。最后写白乐天蒙召回京，仍是以皆大欢喜作结。

　　《青衫记》人物众多，但其中没有《青衫泪》中出现的贾岛和孟浩然。孟是盛唐人，白、贾是中唐人。王骥德《曲律.杂论》指出，元曲家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点随心所欲，信于拈来，而不问年代先后。所以孟浩然可以与他死后才出生的人成为好友。照戏剧家则不同，对待历史要比元曲家认真(当然不排斥虚构)，所以顾大典要删去孟、贾，增加刘禹锡，又加强了元稹的戏，历史上元、白、刘三人便是好友。戏中还增加了小蛮和樊素这两个人物，她们本就是白居易的姬妾，唐孟棨《本事诗.事感》说：“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剧中的樊、蛮很富同情心，热情收留了逃难而来的裴兴奴，得知裴是白的情人后，把裴当作一家人看待，还想带她一道去江州，因裴母坚决反对才作罢。后又将裴的遭遇告诉白，并拿出首饰作赎金，催白接裴，一片善良心肠。作者塑造的小蛮、樊素，表现了古代妇女的某些美德，但最后一出套用《三妇艳》的形式，描绘一夫多妻的和乐融融与《青衫泪》相此，却是一个倒退。男主角白乐天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人物，他关心国事，第二出(高阳台〕中的“藩镇纵横，朝纲解纽，正澄清揽辔时节”，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他忠君，在当时这种思想含有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他忠于职守，身为谏官，看到“朝延多故”，“深州窘卒谁安定，下博饥民势若倾”，就希望“早宜区处，拯济生灵”。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向丹阙抒忠耿”。这时的白乐天是一个性格耿直，充满生气的形象。被贬之后，他在江州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永日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他只是因为无亲人而感到寂寞，于是先遣人接来小蛮、樊素，后又派人迎娶兴奴，听琵琶、诉别情而泪雨滂沱，青衫尽湿。总之、在后半部剧中，白乐天当年的朝气几乎荡然无存。最为奇特的是，刘一郎淹死后，刘禹锡、元稹要兴奴随白回衙，白竟说：“兴奴已作商人妇，恐怕使不得。”经刘、元开脱才解除顾虑。后半部的白乐天未免太气短了些。由于作者对白乐天的江州生活作了恬然自安的描写，所以剧中最后虽有“天涯沦落不胜情”的话，但天涯沦落之恨却也大大削弱了。

　　又是天涯沧落情

　　因为《青衫泪》和《青衫记》(以下简称两《青衫》)对《琵琶行》的主题改变过大，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清人江春说：“旧人撰有《青衫记》院本，命意遣词，俱伤雅道。”(《四弦秋序》)于是他的朋友蒋士铨(1725—1785)据《琵琶行》撰《四弦秋》(有《藏园九种曲》本)杂剧，“用洗前陋”。梁廷楠也说：《四弦秋》因《青衫记》之陋，特创新编。”(《曲话》卷三)。蒋士铨不仅是清代有名的戏剧家，而且是名诗人、史学家，清杨恩寿在《词馀丛话》中称蒋的《藏园九种曲》、“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因为是史家，所以他写剧本极重史实，改编则忠于原著。《四弦秋自序》即表现了这种态度，他说：“乃剪划诗中本义，分篇列目，更杂引《唐书》元和九年、十年时政，及《香山年谱自序》，排组成章。

　　《西弦秋》分《茶别》、《改官》、《秋梦》、《送客》四折，写长安名妓花退江因年老色衰嫁给浔阳茶商吴名世(谐无名氏之音)，吴重利贪财，经常外出贩茶，将花退红一人留在江州，与孤舟、琵琶为伴。赞善大夫白居易因作诗指责时弊，触怒了权贵，执政借口他在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中先谏官上疏，将他贬为江州司马。一天晚上，白在浔阳江头送客，听到琵琶声，请演奏者花退红过船相见，听了她的湛演奏和不幸身世的诉说，引起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而沮湿青衫。第二天他根据此事写作《琵琶行》。

　　由《琵琶行》到两《青衫》，到《四弦秋》，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两《青衫》改变了《琵琶行》的主旨，《四弦秋》又改变了两《青衫》的主旨，重新奏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剧中的花退红已是半老佳人，嫁给茶商吴名世后，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花重情，希望夫妻恩爱，厮守过活;吴重利，是个“多财婿，寡情爷”，他搁不下“铜山金穴”，虽经花退红一再婉劝，但当另一茶客乌子虚一来相邀，便说“买卖事大，顾你不得”，拨腿而去，一去便音信杳然。嫁了这么一个不知感情为何物的“莽汉”，她深感孤独、惆怅，在影单形孓的飘零生涯中，不由回忆起京都生活。在第三折中作者别开生面，采取插叙的手法，用梦幻的形式来追述昔日的繁华，与现实对比，形成极强的反差，更见今日的凄苦。入梦前她唱了一曲〔小桃红〕：

　　曾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忽忽的伤春也。我去来江边，怎比他“闺中少妇不知愁”。才眼底，又心头，捱不过夜潮生，暮帆收雁声来趁着虫声逗也。靠牙樯数遍更筹，难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觅封侯?

　　曲文写得情景交融，滔滔江水，夜潮暮帆，雁声更声，无不含情，她的忧愁就如不尽的江水，又如夜潮之汹涌澎湃，那凄凉的雁声虫声正与她的心声相应，已是夜阑人静，只有更声陪伴着这位不眠之人。作者借用古人诗词，绘出诗情画意，正用反用，点化无迹。

　　再请看入梦后唱的〔黑麻令〕：

　　抛撇下青楼翠楼，便飘零江州处州，诉不尽新愁旧愁。做了个半老佳人，厮守定芦洲荻洲。浑不是花柔柳柔，结果在鱼舟钓舟。剩当时一面琵琶，断送了红妆白头。

　　这真是伤心人语!作者巧妙地用前后句景语作今昔对比，表现花退红对其一生不幸的倾诉，对晚景的悲凉感叹。曲中叠字双声，繁音促节”进一步加强了表现力，从中看出作者作为诗人的才华。花退红虽然感情生活是那么不如意，可是她仍然一心系在吴名世身上，梦醒后便想到“不知他那几担新茶可曾卖去否”，这实是盼望丈夫赶快能把新茶卖完，早日返家，这也是花氏对夫妻团聚生活的盼望。但这种盼望竟成了一种奢望，第四出自诉身世后，她痛苦地唱道：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他一去浮梁不见来，守空船难耐，欢娱梦，好伤怀。把四弦收，一声裂帛。曲终时，低鬟重拜，料西舫东船不解，只一片江心月白。

　　前人说此曲妙处如“弹丸脱手，神妙独到，斯为化工。”作者熔铸《琵琶行》的诗句入曲，恰到好处地写出她孤舟独守的寂寞、悲苦心境。作者为商人妇取名花退红就有概括她一生由盛而衰的寓意，并突出她现实处境的悲哀。

　　蒋士铨《四弦秋》中还依据史实揭示了白居易被贬的远因近因，远因是“论事殿中，天子变色”，此外，作讽喻诗又得罪了权贵，一旦有事，他们便乘机参劾;近因是越职言事。而这些正表现了白居易的忠鲠，为国为民的赤诚。即使被贬江州之后，他仍关心国事，他分析时局，关心朝政，正所谓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吧，这也是与两《青衫》不同之处。作者还着重描写了白居易被贬的抑郁心绪，当花退江的琵琶与自诉，引起了他强烈的天涯沦落之感时，他唱道：

　　瘦婵娟，啼痕暗揩，钝男儿，泪珠似筛，同一样天涯愁惫。流落恨，怎丢开;迁谪恨，上心来。(〔南园林好〕)

　　同样的“天涯愁惫”使花、白二人都泪落涟涟，将花之流落恨与白之迁谪恨连绾一起，极写白居易心情的沉痛，也突出了原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

　　〔尾声〕则进一步推而广之：

　　看江山不改人相代，叹儿女收场一样哀。(明日下官将一事谱作《琵琶行》一首，使他日播于乐府，教那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泪同洒。

　　《琵琶行》中的盛衰之感，沦落之恨，只限于琵琶女与作者二人而已，充其量不过还有送客时的座中之人，而蒋士铨却扩大到“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这自然包括不得意的作者自己。他在《琵琶亭别唐蜗寄使君》诗中说：“青衫我亦多情者，不向东流落泪痕。”不落乃是想强忍泪水，人到伤心处，恐怕想忍也忍不住。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入仕途，二十九年(1764)辞官南归，三十七年(1772)作《四弦秋》，正是他不得意的时候，因而借剧中人物之口而发感慨。在《改官》出中，白居易的好友给事中薛存诚说，朝中权贵排斥白居易不遗余力，“方今有道之士尚且如此，难怪六朝扰扰时，贤人把臂入林也。”就在这一出中又有“才高官不利，贬谪去讧州”的话，看来这不只是写古事也关到现实。《茶别》中茶商不顾花退红而去后，艄婆劝花说：“娘子，不但夫妻，大凡世上的交际都是如此，再不要去白殷勤，假亲热。”这恐拍也是作者的感慨之言。所以张景宗序《四弦秋》说：“借酒浇重重块垒，君其然乎!”不过作者能将自己的感慨有机地溶化在剧情之中，不使剧中人物仅仅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

　　剧中有两条线索，花退红嫁作商人妇和白居易被贬。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各不相干，最后在浔阳江头重合。作者有意将二人遭遇一幕一幕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看出他们身分以及具体遭遇虽有不同，但盛衰变化，不幸命运又多么相似，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就像《琵琶行》一样，花、白二人萍水相逢，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相互同情的范围，与两《青衫》大异其趣，却对原诗的主题更予突出。前人称赏《四弦秋》，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文词优美，另一方面则是由“沦落”不得意而引起了共鸣。作者的朋友江春说的“殆人人如司马春衫矣”，就道出了个中原因。所以《四弦秋》在流传中惟有《送客》出“传唱更”(杨恩寿《词馀丛话》)。但江春所说“太傅之诗与太史之词，皆千秋绝调，合而为一，其尤足以感人也。”则称誉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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