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良是蔡楚生、郑君里一九四七年编导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抗战中被黑暗势力吞噬了灵魂而堕入泥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张忠良原是个朴实、善良、富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作为一个纱厂补习学校的教师，他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向女工们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不顾危险，在公众场合替抗日义勇军募捐。为此，他赢得了纯洁、善良的女工素芬的倾心相爱，两人结成美好姻缘。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他毅然离妻别母，参加救护队，辗转于抗日战场，曾经历南京战事，险遭日寇枪杀;在保卫武汉、南昌的战役中，当过救护队长;宜昌失守后，又不幸被俘，饱受过欺凌虐待，并死里逃生，回到大后方。总之，在抗战最初的岁月里，他确实出过力、流过血，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那么，是什么力量把这样一个既“忠”且“良”的爱国青年，变成一个不忠不良的忘恩负义之徒呢?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正直、朴实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道德败坏、丧失灵魂的官僚资本家的帮凶呢?除了性格的因素，更有社会的责任。

　　当张忠良九死一生逃到重庆，以为可以重新参加抗日工作时，谁知在这个号称“抗战中心”的重庆，在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里，他不但处处受到冷遇，没有用武之地，而且连一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都找不到，只好像乞丐一样踯躅街头。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产生了一种悲愤情绪，而大后方上层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更加深了他的失望心理。这种悲愤和失望，如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启发，也许能转化为一种冷静的思考和彻悟，并由此找到一条全新的斗争道路。然而，已经脱离了抗日斗争主流的张忠良，由于机缘、环境和自身性格中的动摇与软弱，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他求助于战前认识的纱厂经理的小姨子王丽珍，而王丽珍此时已成为混迹于重庆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著名交际花。她凭借自己和官僚资本家庞浩公的特殊关系，把张忠良安排在庞浩公开办的“大兴贸易公司”任职。同时，她又以别有用心的拉拢和堕落生活的腐蚀，使张忠良终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当然，促使张忠良走向堕落的因素，除了王丽珍以色相引诱外，还有庞浩公权势的吸引，以及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染。以“大兴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出现的庞浩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既搜刮了大量财富，又拥有巨大权力。张忠良投靠庞浩公后，很快便被这种权势所征服。他以庞浩公“私人秘书”的身份活跃于上流社会，周旋于商人掮客中间，发号施令，指挥着属员。权力和地位不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还给他带来了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沉醉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之中。

　　黑暗的社会势力就这样一步步吞噬了他曾具有的善性和良心，腐蚀了他的灵魂，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庞浩公的奴仆、王丽珍的姘夫。他不仅早已把在沦陷区苦苦煎熬的妻子素芬和老母、儿子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助桀为虐、为非作歹。

　　抗战胜利后，张忠良随同庞浩公以“接受大员”的身份从重庆飞回上海。他利用翻云覆雨的权力，不但接受敌伪财产，还把许多汉奸产业变成“大兴贸易公司”的产业，成为“劫收”掠夺丑剧里的主角。同时，他又和汉奸温经理的太太何文艳勾搭成奸，恣意淫乐，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就在张忠良同“抗战夫人”王丽珍、 “接收夫人”何文艳大举宴舞之时，他与已成为温公馆女佣的素芬不期相遇，面对受尽磨难的妻子，他并无愧悔和内疚，却以冷酷无情的态度威逼素芬。最终为了保住已拥有的权力，地位和财富，他抛弃了妻儿老母，使素芬在极度愤激绝望中投江自尽。

　　剧作家在表现张忠良的蜕化演变时，既以他与三个夫人的关系作为情节主线来展示其性格逆转，又始终不脱离对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描写：通过张忠良之弟张忠民给素芬的信来简单叙述，并穿插了若干镜头，以此来暗示当时中国的光明面;通过素芬公婆母子的悲惨遭遇，真实感人地再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围绕着张忠良，生动地描绘了庞浩公、王丽珍、何文艳等一批反动统治者和寄生者灯红酒绿的腐化生活。以这样的背景来衬托张忠良的命运变迁和性格逆转。

　　张忠良从矢志救国到自甘堕落的蜕变，既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也深刻地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置民族和人民利益于不顾，腐败荒淫，掠夺社会财富的罪恶行径，并揭示出他们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毒害与腐蚀。这也正是张忠良形象的典型意义之所在。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疑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影片，张忠良的形象自然也在电影人物画廊里以其独有的艺术风采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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