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是新时期崛起的第一批有影响的优秀中篇小说之一。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首次撩开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监狱大墙神秘的帷幕，塑造了一个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形象——葛翎。

　　作家笔下的葛翎，是一个既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又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性格刚强的革命老干部。他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后又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在镇压恶霸地主、同还乡团斗争中负过伤。抗美援朝时期，他是志愿军工程兵某部副团长。战争结束后复员到省公安局，先后任预审科长和劳改处长。几十年一直掌管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利益作出了贡献。

　　然而，历史的发展多么不可思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黑白混淆、人妖颠倒，葛翎这个老公安干部，被作为“走资派”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艰苦的劳动，没有叫他皱过一下眉头，他总是抢着干最重最苦的活;但却想方设法摆脱“早请示”、 “晚汇报”那套现代迷信的“宗教仪式”，为此，触犯了林彪、 “四人帮”导演的大规模的造神运动，而遭到残酷的迫害。幸亏林彪葬身于温都尔汗，他才免于被关进监狱。一九七五年，经过近十年农场劳动的葛翎，重又回到劳改处处长的工作岗位上。但复职后不久，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仅仅因为他过去的笔记本上摘录了一段周总理关于不要把领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的讲话，就被靠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长打成“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作为一名既无法律手续又无刑期的特殊“犯人”，押送到劳改农场。一个长期战斗在公安战线上的忠诚战士，瞬息之间成了囚徒，被关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

　　作家通过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尖锐的矛盾冲突，着重描写了葛翎身陷囹圄，却仍然凛然不屈、宁折不弯的性格，以及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 “四人帮”的小爪牙、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视葛翎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把葛翎编在老犯人马玉麟的班组里，并以减刑裁决书作为交换条件，唆使马玉麟对葛翎进行阶级报复。原来马玉麟之父是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当时葛翎就是那一地区的土改工作团团长。马玉麟也曾领着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顽军同土改工作团和八路军交过火，葛翎左腿腕上的伤疤，就是马玉麟的一颗子弹给留下的。这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刚解放就被抓进监狱，从死缓改无期，从无期改有期。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伪装老实;一旦外力消失，他立刻像蛇蟒一样露出凶恶的面目，更何况葛翎是他的冤家对头，而他又有章龙喜撑腰。于是，他勾结了另一个曾由葛翎审理、处置的流氓集团头子、犯人俞大龙，精心策划了对葛翎的报复和折磨。

　　面对种种挑衅和欺侮，葛翎意识到：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特殊战争。“没有压倒顽敌的气势，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以“宁叫扁担折，不能腰弓曲”的大无畏气概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以自己的行动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品格，压倒了马玉麟、俞大龙的嚣张气焰，也赢得了其他犯人的敬重。

　　作家在塑造葛翎的形象时，还注重表现他作为一个老公安干部特有的基本素质：敏锐、机智，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党纪国法。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凭着长期养成的观察事物的锐利目光，就感到了马玉麟的潜在敌意。面对马玉麟、俞大龙的报复和侮辱，他怒火中烧，几次想用拳头惩处他们，但权衡利弊，还是克制了自己。在马玉麟偷听了他和高欣的谈话，并企图向章龙喜告密的关键时刻，他采用攻心战术当面制服了马玉麟。此后，他又估计到这个老恶棍不会停止作恶，便及时从高欣那里转移了那叠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照片，使章龙喜的突然搜查扑了空。当高欣攀登着梯子去摘大墙上的白玉兰花时，葛翎又敏锐地意识到某种潜在的危险，他及时阻止了高欣，并在得到了警卫战士的默许后，自己带着腿伤攀梯去摘。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一个老公安战士的优秀品质和党性原则。

　　但是，被囚于铁窗之中的葛翎，毕竟对于“四人帮”及其爪牙企图在丙辰清明血腥镇压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缺乏足够的了解，没料到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以卑鄙无耻的行径来达到其罪恶的目的。故而，尽管他采摘白玉兰花扎花圈的举动得到了警卫战士的同意，但却受到章龙喜借刀杀人的暗算。当他攀梯时头部刚超出警戒线，就被章龙喜下令开枪击中。他从高梯上跌下，鲜血染红了紧握在手里的两枝玉兰花。这个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公安干部，就这样惨死在“四人帮”的法西斯屠刀下。他的悲剧命运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逞凶肆虐、残害人民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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