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三十年代初写成的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被人们称为“农村三部曲”。老通宝是这三个既各自成篇又相互联系的短篇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老通宝是个自耕农，他没有像其他佃雇农那样蒙受太多的家庭厄运。他家也曾经“发”过： “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在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可是现在不行了：地没有了，常常把杂粮当一家人的饭吃，还欠了三百多块钱的债。这倒并不是他贪吃懒做所致，而是天道变了。
像他的创业的祖父辈一样，老通宝善良本分、勤俭肯干。他终年像牛一样地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知道世上除了劳动外还该干什么。从他以往的生活经历中，老通宝建立了自己执拗的信念：勤俭就能发家。尽管他也日渐感到日子难过了，但仍想忍饥挨饿，以辛勤的劳动来挽回颓败的家运。为了春蚕，他冒险借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从“窝种”到“宝宝上山”，老通宝及其全家“忍饥熬夜”一个多月，耗尽心血。春荒季节，村上人大多数已对农事丧失信心，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为农活作各种盘算。秋收里的得失起伏，时时牵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可以说，他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为劳动而生长着的。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可惜他生活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地主的压榨，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在敲骨吸髓的剥削面前，老通宝像千千万万贫苦农民一样，生活每况愈下。尽管他老老实实做人，辛辛苦苦养蚕种地，幻想用几倍的劳动去维持家景，到头来不但不能重振家业，反而落得一身债务，活得更加凄冷艰难。
老通宝像他的祖辈一样，又十分迷信。作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农民，老通宝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庇护。他敬奉蚕神，恪守种种禁忌。占卜用的大蒜头只长了三四根茎，他就会“脸色立刻变了”，害怕蚕事不妙。小孙子“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一句无意中唱出来的歌谣，又能使他“皱脸上露出笑容来”。对那被村人骂为“白虎星”的婢女出身的荷花， 他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严禁儿子阿多同她接触，害怕她冲克了自家的好运。他十分相信“报应”。阿多是新一代的农民，同乃父经常发生争执。每逢此时，老通宝就会怀疑他是冤家投胎来坑害他家的。因为他祖上曾杀过一个“小长毛”。为此他不忘忏悔以求弥救。老通宝身上这种迷信的缺点，既反映出农民不但深受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深受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的戕害，带着严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时也是严酷的生活环境造成的特殊心态。老通宝们一方面寄生活希望于自己的双手，期冀用血汗换取窘境的缓解，另一方面又感到危机四伏，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与生活的压力抗衡。对自身力量软弱的感悟，导致了他们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外在力量的膜拜。因而他们身上的迷信固然应当加以谴责，然而却也值得同情。
老通宝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小生产者狭隘眼界使他对急剧变化的事物显得不相适应。他不免于因循守旧。他留恋过去的小康景象，在他眼里，与以往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好的。养蚕是土种的好，戽水也是旧式水车的好，而肥田则是豆饼最好。对于周围的变化他格格不入。洋种的茧子能卖上好价钱这件事使他“几乎气成病”;看到河里的小火轮呜呜的叫着，把乡下的“赤膊船”震得像“打秋千”，他“满脸恨意”。这种对洋人、洋货的仇视，虽然也包含了某些对帝国主义本能抵制和反抗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因循守旧的心理在作祟。他的认识局限于此： “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有了小火轮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因而他对“世道变了”只有发出哀叹。在那个时代中，老通宝无法理解，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了自己生活的悲剧;相反，以为只要恢复往日的一切，就能恢复以往的小康生活。
现实是人民最好的教科书。老通宝虽然迷信守旧，负荷着历史的重负，但他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冷峻的生活教训着他，他的觉悟在日渐提高。他的儿子阿多与乃父不同，他热情乐观，不知忧愁，也不相信种种鬼禁忌。他们之间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旧式农民与带着时代新意识年轻农民之间的冲突。对于阿多带领人们吃大户、抢米囤的“造反”举动，老通宝震怒至极，他骂阿多“做人之道不对”，并要活埋这小畜生。但到最后，老通宝对自己也作了否定。茧丰粮熟，他反而落了个一病不起的悲惨结局。于是在临终前对多多头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虽然他的觉悟来得迟了一些，而且觉悟得也相当有限，不过他终究明白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蹇滞，承认了阿多们反抗行动的正确性。在现实斗争的教育下，阿多们在探索、思考新的生活道路，即便像老通宝这样的旧式农民或迟或早也会逐渐幡然醒悟，以新的观念认识生活的。这就是老通宝性格变化的意义所在。
老通宝的悲剧命运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这是个三十年代旧式农民的典型，在他身上分明有着阿Q、闰土的影子，更多地却带着时代的烙印。他们都刻苦能干，都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阿Q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老通宝被剥夺得只有一堆债务。闰土已麻木得像个“木偶人”，生活中不能缺乏蜡台、香炉，老通宝也把希望寄托在空虚的神灵身上。但老通宝毕竟有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他碰上了闰土所没有碰上的战争阴云和洋货的泛滥。他对洋人洋货的憎恨来自他实际的生活感受，不像阿Q出自于封建正统思想的盲目排外。他带有阿Q、闰土的麻木，但曾经有过的“小康”使他在梦想彻底幻灭之前，尚有挣扎的余力。因而老通宝仍有区别于阿Q、闰土的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明显反映出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老通宝所遇到的是“丰收成灾”的悲剧。他的个性是在“丰收成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具体表现的。这里，正折射出当时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经济迅速崩溃的衰败景象。老通宝企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沿着传统的老路走下去，最终仍难逃厄运。这就说明，广大农民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老通宝的道路绝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向制造悲剧的旧社会奋起抗争!
老通宝性格的复杂性，他的对前途怀有希望而又无限恐惧的矛盾心理，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而细致的表现。作者着力描述了老通宝极力要扭转厄运的种种努力，对他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忧喜交加的精神状态作了细腻而又准确的剖析。同时，作者运用了典型的细节描写，如用来占卜的墙脚下的大蒜头、阳光下的桑树叶等，表达老通宝时而疑惧又时而燃起希望的火苗的复杂心态。而在刻划老通宝形象时，作者又时时牢牢把握“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总是从“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入手，去探索、挖掘人物在社会环境影响下复杂性格的成因及其发展，从而使人物形象充实饱满而真实可信。
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农民形象中，老通宝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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