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丽，复姓欧阳，是年轻女作家王安忆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流逝》中的主人公。

　　端丽，出生在一个家底殷实的家庭，她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无忧无虑、舒适愉快地度过的。大学毕业后，这位娇生惯养的娇小姐因为害怕艰苦，不愿离开温暖的家庭到千里之遥的甘肃去工作，于是，门当户对，嫁给了资产阶级少爷张文耀，当了阔少奶奶。婚后的生活自然是惬意的。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张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顷刻之间，一场大风暴把张家刮得倾家荡产，也把张家全体成员刮进了“贱民”的圈里。作品主要描写的就是“文革”爆发后，没落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端丽的所经所历，以及这场“革命”在她灵魂深处激起的波澜，从而成功地塑造了端丽复杂丰富、鲜明生动而且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

　　这位只知吃喝玩乐的阔少奶奶从来没有为家庭操心过，一向过的是极其舒适的生活。而今天， “文革”使她从富足变为贫困，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由于张家老夫妇在“文革”中的无所适从，他们子女的全“都不中用”，使这副家庭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这位长媳欧阳端丽的肩上。她要冒着凛冽的寒风起早去街上买菜，她要安排这一天八毛钱的菜金，她要经常计算柴米油盐……这一切都勾起她对往昔的怀念，流露出她失去财富的悲哀。她深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 “巧妇难为无米炊”，每月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实在难以安排妥帖，端丽感到了自己没有职业的苦恼。于是，在好心的金花阿姨启发、帮助下，她先给人家带孩子，后又进街道生产组做临时工，终于走出家庭踏上了社会。生产组的工作不但艰苦，而且枯燥乏味。但在与朴素、开朗的工人们的接触中，端丽的心胸逐渐变得开阔了，她从工人们身上汲取力量、学得本领，渐渐地她的性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不再软弱胆怯，遇事“畏畏缩缩”，而是勤劳能干、果断多智，成了一位干练利索的家庭主妇。她四处奔波为小叔文光插队争补助;她远去江西为小姑文影病退办手续;她据理力争为女儿多多留城摆条件……原先连有人敲门都心惊肉跳的少奶奶，一变而成为能干泼辣的家庭妇女，同是欧阳端丽，前后判若两人。 “文革”使她失去了财富，劳动使她获得了自尊。她似乎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但生活的理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此，过惯资产阶级生活的端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短短几年的贫民生活还不可能使端丽完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因此，当“四人帮”被粉碎，党的政策不断落实，她家的财产失而复得的时候，她又很自然地回到了旧日的生活轨道。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她在生产组请了长假，家里又用了保姆。她也忙着“做衣服，做头发，修指甲，按摩面部皮肤肌肉”，开始“走马灯似地”赴宴，参加舞会，她要尽情地享受，“赎回十年”的损失。

　　然而，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地消失尽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她面对着不断激化的家庭矛盾，寻求着人生的意义。劳动曾经给她以充实，而眼下的享受却使她空虚。这说明十年的苦究竟没有白吃，在她身上多少留下了些“痕迹”。今后的生活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对此，端丽虽然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但从她始终没有同意退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见到她的抉择是郑重的，她最终选定正确的生活道路也是完全可能的。

　　端丽的性格是复杂而丰富的。这种复杂丰富性作家是在描述她性格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揭示的。端丽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同她所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在塑造人物、刻划性格时，正是始终抓住政治环境对人物的深刻影响来加以表现的。因此，端丽性格的每一变化，我们都能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找到依据。

　　通过比较揭示并突出端丽的性格特征也是作家塑造端丽形象的重要手法。在“文革”风暴突然袭来时，乱了手脚、没了主意的张家老夫妇以及文耀、文光兄弟比照着端丽性格，小姑文影在被迫去江西插队时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对端丽性格也是一种反衬。送走文光，在回来的路上，文影虽然哭得眼睛都“红肿”了，但在她向端丽解释“政策是‘两丁抽一’”，二哥走了她“也许就可以留上海”时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丝愉快的情绪里，我们清楚地发现了她灵魂深处的自私。在不得不去江西插队时，她对行装的要求也是过分的。她不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什么都要买，什么都要带，得不到满足，她就哭，充分暴露了她极端自私的心理。这时，端丽对文影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她“把自己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甚至把女儿多多节约罐里的钱也都补贴上去。端丽屈己待人的品格在文影自私性格的反衬下显得格外清晰而突出。作家对生产组工人以及金花阿姨等朴素、开朗、热情性格的描写，则是为了衬托端丽性格上的弱点和不足。作家就是在多方面的比较中展示了她复杂丰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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