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仲尼》)

　　【鉴赏】 君主制，实在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尴尬。人 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的。社会群体必须要有结构秩序。时代 越靠前，社会对这种结构秩序的需求就越迫切。这样，总领其事的权威君 主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具体到中国，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又天然要求这种 权威君主以世袭制的方式长期存在。于是，“事君”作为一种义务，就在社 群内部长期固定下来了。

　　不同于欧洲骑士之侍奉领主，日本武士之忠于将军，中国的士大夫除 了“事君”之外，还有另一种“事”，那就是“事天”。

　　中国一向缺乏成型的宗教，但没宗教不代表没信仰。从上古开始，在 中国士大夫心中，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天”的意识。“天”高于“天子”，这应 该是中国士大夫共同的信念。所谓“事君”，实是要以“事君”的外在形式， 来行使“事天”的实质内容。

　　但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形式与内容往往要产生冲突。如果每个“天 子”都能够做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那大家自 然可以心甘情愿地“媚于天子”(《诗经·大雅·卷阿》)。可如果“天子”逆 “天”而行呢?我是遵从“天子”，还是越过“天子”直接去“替天行道”? 面 对这样的抉择，人往往是要精神分裂的。

　　到得后来，随着君主集权制的逐步确立，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宗教感 也越来越淡薄，所谓“事君”和“事天”，也就渐渐地不再有什么区别了。 “事君以事天”变成了“事君即事天”。古老的“事天”，不再具有形上感，而 成了一种微妙的用心艺术。对于这样一种艺术，描述得比较细致的是荀 子，他说：

　　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 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 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 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 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 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仲尼》)

　　这好像是在向人传授“事君指南”。其实不然。这是在说“事君”，但也是 在说“事天”。只是这种“事天”与“事君”高度重合，只有在其道德底线“可 杀而不可使为奸”那里，才依稀透出一点古老的“事天”本色。

　　儒家的“天人合一”，到此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真正的“事天”，必须摆脱“事君”的枷锁，如庄子那样，挥斥八极，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在过去，只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 修行人能够做到，而在封建君主制业已废除的今天，则应该可以普遍 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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