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叫叫，

　　皂隶笑笑，

　　倾家荡产，

　　也够不上七十二项包银款。

　　——《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一阵紧似一阵的乌鸦叫唤声自远而来，它们犹如一片乌云，顷刻为全文、也为我们的内心笼罩上一层浓重的阴翳，使人顿时感到不祥与惨栗。这正是元代黑暗现实的写照。

　　元代的大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为民族之间更大规模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元代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十分严酷，社会弊病繁多。刘埙《元贞陈言》中就说到忽必烈时期的如下时弊：“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而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

　　土地掠夺与兼并更是贯穿元王朝的始终， 自耕农由于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的现象相当普遍，那些勉强保住土地的自耕农便成为繁重赋税与差役的主要承担人。元代统治者加给他们的赋税极其繁杂，除了所谓“正额课”之外，还有“额外课”(正式捐税之外的各种赋税)数百种。即使大量的破产自耕农已“田入他户”，但是仍然被迫交纳税款，就是灾年欠收，也是颗粒必征。这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从元初直至元末愈演愈烈，《元史·食货志》记载文宗天历年间(1328—1330)，苛捐杂税就比至元与大德时增加了二十倍。除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赋税之外，力役也是个沉重的负担。自耕农的状况尚且如此，佃农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在赋税力役高利贷等天灾人祸的层层重压之下，农民不得不“逃之四方”，或被迫卖儿鬻女。宛如涸辙之鱼的穷苦百姓看到前来勒索的黑衣差役， 自然视为灾星。这首歌谣反映的便是在苛捐杂税盘剥之下人民的恐惧心理，虽然只寥寥四句，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开首二句用民歌常见的比兴手法渲染出一个阴森可怖的气氛，那些身著黑衣的衙吏如乌鸦般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不怀好意的狂笑与乌鸦的叫唤混成一片，陡然使原本晦暗的天空又蒙上一层阴霾。这两句兴中有比，比中有兴。后二句则是赋的写法，它是前两句直接而严重的结果，也是百姓为生活逼迫所凝结的沉重叹息。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剥削者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人们即使“倾家荡产”还是缴不起名目繁多的赋税(七十二是泛指很多的意思，并非确切数字)，等待人民的显然只有远走他乡或卖儿卖女这样的命运了。

　　自《诗经》以来，赋、比、兴是民歌创作常用的手法，文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但文人诗与民歌在赋、比、兴尤其是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与文人的生活环境思想气质相关，文人诗颇为注重情感的艺术化，因而用以比兴的事物多带有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而民歌中用以比兴的事物则是从最普通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不假雕饰。因为用奇特尖新的意象加以比兴以造成一种艺术的或审美的意境，这不是民歌作者的目的，他们更注重的是一种情感的主观抒发，或对现实作出直接的评价，于是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便成了他们用以比兴的对象。像“乌鸦叫叫”这样无论是意象抑是文句皆十分俚俗的例子在文人诗中是不易见到的，而用在民歌中则显得自然贴切，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它开拓出一个阴暗无边的环境，这种环境既是元代社会黑暗的象征，也是在黑暗环境之中人民压抑痛苦之心理的写真。元代民歌正是人们在这种黑暗逼迫下，从饱经忧患的心灵发出的沉重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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