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圣》是《文心雕龙》的第二篇。“征圣”就是以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为证验，说明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刘勰的文学评论，一切以儒家圣人为依据，这给他的文学观点带来很大局限。但从本篇的具体论述可以看出，刘勰善于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当时文坛上的实际情况，而加以总结和发挥，因而构成了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征圣原文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文心雕龙征圣翻译
所谓“圣”，就是能够独立创造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继承阐发圣人学说的人。通过文章和思想来陶冶后人的性情，古代圣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如同孔子的文章，可以确实地看到;在这些文章里，圣人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感受到的。古代先王圣人教化万民的思想，在古书上记载着;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孔子说在唐尧时代文化就已经很丰富了，在周朝时期就有可以遵从的文化内涵了：这就是政治教化以文章为贵的象征。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由于谈话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孔子赞扬子产，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就说情感应该真实，文辞应该巧妙。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由此可见，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
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有时用丰富的文辞抒发感情;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批评和赞美，《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诗经·豳风·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礼记·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道理精深，意义曲折;《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也常是文辞微妙，意义宛转：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据上述可知：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详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或压缩、或加详，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写作上的千变万化，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所有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因此，评论文章一定要用圣人的标准来检验，寻求圣人的标准一定要以经典文著为根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世间万物，给予正确的语言加以说明，语言可以简短但意义必须完善。”《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总结：
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用精妙的道理做文章，秀美的才气成就文采。
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古代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
文心雕龙征圣赏析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其中许多对儒家著作的吹捧，大都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他的用意何在。《通变》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槃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范泰和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佛经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是儒家的事了。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刘勰论文，当然不仅仅是打儒家的旗号，他写《文心雕龙》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确是以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评论文学的。但刘勰毕竟是一个文论家，而不是传道士;《文心雕龙》也毕竟是一部文学评论，而不是“敷赞圣旨”的五经论。所以，即使在《文心雕龙》中最集中、最着力推崇儒家圣人及其著作的《征圣》、《宗经》中，并没有鼓吹孔孟之道的具体主张。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战国初墨家学说盛行的时候，“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至到了“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严重程度，孔、墨两家发生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场与孔、墨两家存亡攸关的重要斗争，刘勰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如何呢?《奏启》篇曾有所议论：
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柯讥墨，比诸禽兽。……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对于“世人为文”以善骂为能的现象，刘勰是极为反感的。他主张“辟礼门”、“标义路”，定规矩，对有违“礼门”、“义路”的文章，就要砍他的手，断他的足!这就严然是一副凶象毕露的卫道者的面孔了。“礼门”、“义路”出自《孟子》，礼、义之教，也正是儒家的主要教义，这似乎很能说明刘勰对儒家的态度了。但从他所举“躁言丑句”的具体例子，联系当年儒墨之战的具体背景来看，刘勰的用意就值得研究了。那种“复似善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门“亚圣”孟轲和墨翟的破口大骂。墨翟骂儒家是猪，孟轲骂墨翟是禽兽。刘勰呢?认为这些都是“吹毛取瑕”，都是“躁言丑句”，一概加以批判。他不仅没有在这场关系儒家命运的大战中站在儒家立场指责墨家，也不仅是认为两家都不该大骂，且用《孟子》的话来批评孟子。很难认为这是刘勰立论的疏忽，误以《孟子》批判了孟子;更难说这是刘勰对孟子的有意嘲讽。刘勰的这段论述，只能证明他是从论文出发，不是从宗派出发;他反对的是“为文”中的破口大骂，关心的是文之利弊，而不是儒家宗派。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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