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张居翰，昭宗时为范阳军监军，与节度使刘仁恭相善。天复中，大诛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后，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从晋王攻梁潞州以牵其兵，晋遂取潞州，以居翰为昭义监军。庄宗即位，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庄宗灭梁而骄，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韬又专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师，行至秦川，而明宗军变于魏。庄宗东征，虑衍有变，遣人驰诏魏王杀之。诏书已印画，而居翰发视之，诏书言“诛衍一行”，居翰以谓杀降不祥，乃以诏傅柱，揩去“行”字，改为一“家”。时蜀降人与衍俱东者千馀人，皆获免。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

　　呜呼!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犹若此者，盖其在位差久也。其余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续，世数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为。其为大害者，略可见矣。独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

　　(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宦者传第二十六》)

　　译文：

　　张居翰，唐昭宗时任范阳军监军，和节度使刘仁恭关系很好。天复年间，大肆诛杀宦官，刘仁恭把张居翰藏在大安山北面溪谷中使其得以幸免。后来，梁军进攻刘仁恭，刘仁恭派张居翰随晋王进攻梁的潞州以牵制梁军，晋于是攻取潞州，任命张居翰为昭义监军。唐庄宗即位，张居翰和郭崇韬一起任枢密使。唐庄宗因消灭梁很骄傲，宦官因此专权，郭崇韬又独揽政事，张居翰默然不言，苟且免责罢了。魏王攻破蜀，王衍到京师朝见，走到秦川时，唐明宗在魏州发动兵变。唐庄宗东征，担心王衍作乱，派人飞马诏令魏王杀掉他。诏书已盖印画押，而张居翰打开看了，诏书中说“杀掉王衍一行人”，张居翰认为杀掉降兵不吉祥，于是拿诏书贴在柱子上，抹去“行”字，改为一个“家”字。当时和王衍一起东行的蜀国降兵一千多人，都获免于死。

　　从古到今宦官祸乱国家，它的根源比女色的灾祸还要深远。因为宦官管辖的事务亲近而又熟悉，他们的心专横而又残忍。能够用小善来迎合人意，用小的恩信来笼络人心，让皇帝必定相信并且亲近他们。等到已受到信任，然后再用祸福来威胁挟持皇帝。即使在朝廷有忠臣和博学之士，而皇帝却认为他们距自己很疏远，不如侍奉他起居饮食、在其前后左右的人亲近可靠。因此在皇帝前后左右的人日益受到亲近，那么忠臣和博学之士就日益受疏远，而皇帝的势力就日益孤立。势力孤立，那么畏惧灾祸的心情就日益急切，而把持皇帝的人就日益稳固。安危出自他们的喜怒，祸患隐藏在帷幕中，那么过去所说的可靠的人，恰恰就是造成灾祸的人。祸患深重后才发觉，想和受到疏远的臣子算计左右受到亲近的人，慢了就会滋养祸患而更加深重，快了他们就会挟持皇帝作为人质。即使有大圣大智的人也不能参与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做，做了也不能成功，至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两败俱伤。

　　唉!人置身于安乐之中，如果不是圣人贤哲，就不能长时间不骄纵懈怠。宦官、女人的灾祸不是一天形成的，他们必定要窥伺骄纵懈怠的时机再逐渐侵入。唐明宗不是只知享乐的君主，却还是这样，是因为他在位太久了。其余的君主大多是武人出身，到他们的子孙继位时，在位时间短而享年不长，因此宦官来不及做什么。宦官造成的大灾害，大略可见了。惟独张承业的议论，伟然可喜，而张居翰改一个字救活了上千人。君子对于人，如果有好的地方，没有不赞取的。我对于这两个人认为有可取之处。取那些好的，而戒备那些坏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喜爱他们但明白他们的邪恶，憎恶他们但知道他们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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