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记》，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贞观四年，太宗超然 客公号谓侍臣曰：“崇饰宫字，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已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就。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

　　(节选自《贞观政要卷五·俭约第十八》)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自古帝王凡有兴建营造，必须重视顺应民心。先前，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使用人力非常多，但是百姓没有怨言，这是因为民心希望这么做，并且大家共同享有成果的缘故。秦始皇兴建宫室，百姓多指责议论，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跟大家共同享有的缘故。我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最终不再兴建。古人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不寻求那些满足私欲的东西，使民心不乱。”可知见到那些能满足私欲的东西，心就一定会乱了。至于精雕细刻的器物，珠宝玉器和服饰珍玩，如果任意骄奢下去，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会立即到了。”贞观二年，公卿大臣上奏说：“依照《礼记》所说，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台上的楼榭里。如今夏暑尚未消退，秋季绵绵细雨刚刚开始，宫里低下潮湿，请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超然 客公号说：“我有气息不顺的毛病，怎么适宜于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如果同意奏请，就会花费很多钱财。”以前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因为怜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我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兴建所花费的要超过他，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该做的吗?”公卿大臣们再三恳请，太宗最终也没答应。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宫室殿宇盖得宏伟装饰得华丽，游览玩赏水池楼台，是帝王想做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之所以希望这样，是为了放纵逸乐;百姓之所以不希望这样，是因为劳苦疲累。孔子说：“有一句话可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吧!自己所不愿意做的，切记不要强加给别人。”劳苦疲累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被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什么事情都凭我一句话，我确实能(应该)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那么做，就一定顺应民情。”魏徵说：“陛下本来爱怜百姓，经常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我听说：“国君让自己的欲望服从人民的欲望，国家就会昌盛;国君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人民痛苦之上的，国家就会灭亡。'隋炀帝一心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部门每有供奉营建工程，稍不如意，就要施加严刑峻罚。上级有所喜好，下级就必然做得厉害，大家竞相无限制地放纵淫逸，很快就会导致灭亡。因为他(炀帝)暴虐无道，所以上天才让陛下来取代他。”太宗说：“你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我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魏徵的住宅内，开始时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五天就完工了。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认为他的居所很破败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等他去世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立即下令有关部门为他营造祭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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