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元祐八年五月)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语先帝者。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将为患。”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 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苏轼以札子自辨：“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且须省事。”轼曰：“昔东汉孔融，才疏意广，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稽康，才多识寡，是以遇钟会之祸。臣人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

　　(节选自《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二》)

　　译文：

　　元祐八年( 1093年)五月辛卯日(5月28日)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一并被罢免。董敦逸曾四次弹劾苏辙,黄庆基曾三次弹劾苏轼,说苏轼过去做中书舍人的时候,所写的诏书文辞中,有指责先帝的话,并且苏辙与他内外勾结来紊乱朝政。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都递交了奏折,吕大防上奏说:“董敦逸、黄庆基弹劾苏轼所写的制词毁谤先帝,臣私下里观察先帝心意,本想着要富国强兵来统治四方,可是一时间群臣附和迁就得太过头,所以事情的处理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等到太皇太后与皇帝开始治理国政,根据老百姓的需求,随时补救更改施政措施,该是事理应当这样罢了。汉武帝喜欢用兵征伐,征收重税伤害了百姓,汉昭帝继位后,广泛采取众人的意见,大多税收都停止征收了;但是没有人认为这是毁谤先帝。以至像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后,免除百姓拖欠的款项来使百姓的财富丰厚;仁宗皇帝即位后,停止修建宫室来滋生民力;也没有听到当时的士大夫们有人认为是毁谤先帝的。自元祐年间以来,言事的官员有所弹劾,多以谤毁先帝为说辞,这样做不只是想中伤善良的人们,还想动摇朝廷,内心里的想法极其不善良。如果不加以禁止,时间久了将成为祸患。”苏辙就上奏说:“臣昨夭拿来兄长苏轼所撰写的关于吕惠卿的诏书细看,里面说到先帝时,有这样的话:‘当初凭着尧帝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后来凭着孔子的圣明,还不相信宰予’兄长苏轼哪里毁谤先帝呢?我听说先帝晚年的时候,也自己深深后悔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时间改正罢了。”太皇太后说:“先帝曾追悔过去的事情,以至于流下了眼泪。”吕大防说:“我听说永乐城战败后,先帝曾经责备两府的大臣没有一个人能够劝谏。”于是贬斥董敦逸、黄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苏轼用札子自我分辨说:“我凭着真挚诚恳的忠诚,自己认为没有辜负先帝。现在黄庆基却反过来指责我是诽谤(先帝),不也假借名义诬陷得太严重了吗!我担心这种暗中伤害他人的做法(形成风气) ,这种刚露头的不好事物不能容许其发展滋长,这不只是为我自己辩解。”太皇太后给吩咐苏辙说:“由于近来众人正互相收集攻击对方的材料,你一定要明白事理。”苏轼说:“过去东汉的孔融,才干有限而抱负很大,因此遭遇被路粹诬陷的冤屈;西晋的稽康,天资高但见识少,因此遭遇钟会诬陷的灾祸。我没有这两个人的长处却兼有古人之短处,如果不是陛下有最公正的心而践行宽恕,有最仁慈的心而以光明照耀我,那么我已经到地下和这二人交游很久了,哪里还有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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