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馀，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译文：

　　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代之前，古圣先贤们虽然已经把它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不去深入的考察探究，仅凭借自己个人的偏见和小小的见识，就提出某种说法，导致失去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学士大夫们就信守这种说法而不改变，这是有的啊，伯夷的事情就是这样。伯夷，古代论述他的有孔子和孟子。凭孔孟二人的值得信赖而又反复论说，他们的说法就更可信了。孔子说：“不念旧怨，求仁而得仁，饿死在首阳山下，是德高而隐逸的人。”孟子说：“伯夷，不是他心目中的君王他就不侍奉，不立身在恶人的朝廷，躲避商纣王隐居在渤海边上，眼睛不看丑陋的颜色，不侍奉没有才德的人，是百世的楷模。”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他赶上了残暴的纣王，不记旧怨，又不忍屈心侍奉，来求得他的仁义，甘心受饿，退避隐居，不肯自己降低自己去受污辱，等待天下政治清明，从而有了圣人的称号。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伯夷敲着马进谏，天下归周后，伯夷感到耻辱，坚持道义不吃周的粮食，而做《采薇》这首歌。韩愈根据这个说法，也为他写了篇《伯夷颂》，认为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乱臣贼子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于后世。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商朝衰落，纣王因不仁残害天下人，天下人谁不怨恨纣王呢?而最怨恨的，是伯夷了。伯夷与姜太公曾经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就打算归附他。在这个时候，想要消灭商纣的心情，他们二人会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起事，姜太公辅佐他，于是就把黎民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这时伯夷却没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伯夷、吕尚都是当时德重年高的人，八十多岁了，年事已高。从海边赶到文王的邦都，算起来也有几千里远，从文王兴起，到武王时代，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侯愿望没等实现，就死在渤海边了吗?或许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也许到了文王的邦都却没有等到武王的时代就死了吗?根据这种分析推论，也不会有像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叩马而谏”这种说法成立的道理。况且武王向天下人倡导大义，在太公辅佐下终于完成，可唯独他不认为是正义的，难道这个人会是伯夷吗?天下的政道有两种，仁义的和不仁义的。商纣为王，不仁义;武王为王，仁义。伯夷坚持不侍奉不仁义的商纣而等待仁义的君王，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又不侍奉他，那么伯夷是想把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呢?所以我说：古圣先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人持有偏见靠自己的见识把事情搞得失去本来面目。唉，假使伯夷不死，赶上武王的时代，建功立业的又哪会仅仅是姜太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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