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留侯论》原文|赏析|鉴赏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死，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代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巳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这是一篇教授人们“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文章。
留侯张良(?——前186年)，字子房，城父 (今河南郏县东) 人。先辈事韩国为相。韩被秦灭后，子房倾家财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以百二十斤铁椎狙击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汉立国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称留侯。传说他在下邳桥上遇上黄石公，后者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只得照办，如是者反复三次，黄石公说：“孺子可教矣，”就将《太公兵法》一书授与张良，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此后的事情当然是证明此说不谬。
东坡的思想有一个从儒学一尊到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过程，这大约与他那坎坷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本篇的“忍”，则明显不同于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定”; 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还是与孟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相类，总结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争的经验。文中所举数例，如子房、郑伯、勾践、刘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业，甚至得了天下的，这与佛老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属论辨体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为主，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东坡师承先秦诸子及汉初贾谊、晁错、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等人，写出了《贾谊论》、《留侯论》等论文，他长于议论，语言明快犀利，说理透辟，所以南宋的叶适称他是“古今议论之杰”。
《留侯论》是作者青年时代应制科考试时的文章，但却写得新意叠出，雄辨滔滔，有着论辨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气势。刘大在《论文偶记》中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本文发轫，即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 一方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见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展开了对张良性格的生动描述，并采撷史实，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声夺人的气势。
《史记·留侯世家》最先记载“圮上受书”之说，此后历代沿用不疑，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层近于荒诞的神秘外衣。苏轼如果沿用《史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张良在战争中刻苦磨砺，终于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的真实风貌会受到损害;二是本文借助张良的成熟过程来证明“忍”会成人之事，将无法立论。这样一篇大文章，只是去吃冷炒饭，对于善写翻案文章的苏子来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针对已成定论的司马迁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而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这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之言，张良能在楚汉相争这样艰巨、复杂的战争中，清醒地审时度势，辅佐刘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百战不殆，表现了作为“帝者之师”的足智多谋，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点化，而是因为隐者对他的启发及授书所致。当然——依本文所说——也与“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还有一个新的见解，强调圮上老人的堕履和三次相约，是因他“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并不仅象《史记》中所说是授书过程中的试探手段。换个角度讲，司马迁强调的是“书”，这书有神气，老人经考验后授与张良，从而成就了他的功业。而苏轼强调的是“忍”，老人堕履是为磨炼张良的忍耐力，使他做到“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子的高明处在“且其意不在书”，象《太公兵法》那样的书，本不神秘，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豪杰之士”手中，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掘。
苏子为使他的观点更臻完备，还使用了反证法。秦灭韩后，张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想借一个普通刺客的力量，逞强于一次单纯的狙击之中，几乎丢了性命。“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出荆柯、聂政之计”，“此圮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评论此事件时说：“子房博浪之击，倘使其时真中，子房必与始皇俱死。而其时，斯、高之谋未萌，扶苏尚在，恬、毅诸将无恙，秦未可亡也，虽其忠肝义胆，震动天地，而自达者视之，其行事不犹孺子之为乎?”一句话，子房差点帮了秦国大忙，延长了秦朝的寿命。
论辨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叫做“事类”。即征引同类事例阐明作者本义，反过来又证明这个本义具有普通意义。东坡引用了“郑伯逆楚”、“勾践困吴”等故事，表明郑伯“肉袒牵羊”，向楚庄王表示服顺;越王勾践“归臣妾于吴”，向吴王夫差表示卑贱;刘邦面对百战百胜的项羽，“养其全锋，以待其弊”，他们决不是软弱地任人宰割，而是豪杰之士的负重忍辱、深谋远虑，他们的举动与少年张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刚”形成了显明对比，前者似弱而实强，后者似强而实弱。这是照应前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一段议论，举事类义，文势铺陈回荡，扣接得贴切、巧妙。
作者在论辨时，不仅靠立论、推理，而且也较多地借助了张良的形象，这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张的形象大约分为几部分来刻划，先是写他少不谙事，“逞于一击之间”; 再是老人磨练他的性情，授书与他; 然后是写韩信请立假齐王一事。刘邦算是能“忍”的高手，项羽百战百胜，他可“养全其锋”，但“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并且“见于词色”了。说明老谋深算如刘邦，“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这又是一个对比。此时的张良已从低层次的匹夫之勇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帝者师”的伟岸形象了。这个变化过程全在于从“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义。”
从文中史实看，所记的几个事件，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胜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忍”与“不能忍”的个人修养和气质，显然是片面的。苏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随着矫枉过正，本文又是他年轻时的应制之作，有一些偏颇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这是作者在《韩干马十四匹》中的两句诗，“牝牡骊黄”无法区别千里马和凡马，这一点在本文结尾处再次出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过去有人评论此文以“浓墨开题，淡语作收”，苏轼举重若轻，寓至理于浅显，宕出远神，使读者在此神来之笔处产生丰富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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