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居士集》叙》原文|赏析|鉴赏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 自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 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余人乎?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乎，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
苏轼和欧阳修是忘年之交。没有欧阳修的提携、很难想象后来的苏轼将是什么样子。欧阳修在颍州病逝后，苏轼曾作《祭欧阳文忠公文》，哭于欧阳公旧友孤山僧惠勤的僧舍。此后苏轼不断为欧阳公文章作叙写跋，追忆这位前辈的德业文望。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州，从欧阳棐(欧阳修子)那里得欧阳修诗文七百六十六篇，并为其文写了这篇叙言。在这篇叙言里，苏轼从儒家道统论出发，着重说明孔孟思想的历史作用，批判了杨墨、申商、韩非之学，特别指出孟子可以配禹之功。苏轼又指出韩愈接续孟子，而欧阳修接续韩愈，在北宋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的后半部分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做了综合性的评价。
《〈居士集〉叙》的某些提法在当时已经盛行，经苏轼之文而传诸后世。如：“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固在执事之门矣。”这些提法无疑是正确的。苏轼又指出：“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意在说明欧阳修文学的师承渊源，除“诗赋似李白”稍值商榷，其他都较准确地概括了欧阳修文风的突出特色，成为文学史上一向公认的定评。苏轼还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宋初文格卑弱，曾有不少人倡导革新，但直到欧阳修才形成高潮，文风大变，这倒不是“非天其孰能使之”的神力之助，而是作家的文学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客现要求的必然产物。虽然苏轼没有看清这一点，但他结合北宋的现实情况，从道德文章和奖掖后学两方面，肯定了欧阳修的历史功绩，所论还是客观公正的。
《〈居士集〉叙》是一篇论说体散文，它的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采用博古通今、探源寻流的论证方法，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从先秦孔孟，到唐宋韩欧、逐层地展开论述。其取譬也丰，其述意甚曲，行文于九曲回肠后亮出雄丽富赡的本色。古人说的“苏如潮”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一，气势壮阔;第二，涨落有致。
“夫言有大而非夸”，是本文反复申说的论点。实际上，苏轼对欧阳修的一系列评估，就是“言有大而非夸”，但他宕去得很远，先从孔子的“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和孟子的“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开始证明。又生发出两条论证的线索：“达者信之”，当是东坡自诩;“众人疑焉”，构成开阖文意的枢扭。于是，“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这是“疑”的反诘。接着，从正面驳难“疑”，“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俱，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用了两个论据，带出“疑“的“不知”之谬。旋即转向反面，”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这是“疑”“言有大而非夸”的恶果，达者能不信之? 行文犹如峰峦起伏，扬孔孟、抑杨、墨、申、商、韩非之学的立意，于波折中溢出。然而，以先秦诸子为论据证明“言有大而非夸”似乎还不够丰富圆满，于是又牵出“秦以是丧天下”，按照时间顺序往下宕。有力的证据是“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姑且不论苏轼历史观的偏颇之处，仅就作文而言，得出“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的结论，再次强调孟子之功可以配禹，从而彻底击倒“疑”的反诘，回到“信”的出发点，“言有大而非夸”便站稳了脚跟。苏轼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只要意犹未尽，笔势就如同潮水一般继续朝前推进。“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前面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评论，在这里置一假设，多一道弯，立论又深化一层。然后从冷处横插妙笔：“使扬、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原来诛申、商、韩非之陋，讨胜、广、刘、项之祸，都是把网撒出去，用来捉“虽以孟子配禹可也”这条大鱼。要想甜，加点盐，欲擒故纵，“言有大而非夸”的论点终于呈现出鲜亮的七彩。文章到此可以休止了吗? 非也。苏轼又援引司马迁的一段“太史公曰”，说明“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不免者，况余人乎”的道理，把“众人疑焉”这条线索解消了。照顾前情，论证周密。
既然是博古通今、探源寻流，“言有大而非夸”的话还要继续说下去。于是，以“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为论据，略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的悲剧。“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更是连论据都没有的略写。笔墨精练，剪裁得法。《文心雕龙·征圣》篇云：“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 抑引随时，变通会适。”苏轼深得要领。接下来书归正传，“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文章也从论辩转为说明。表彰了欧阳修“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的伟岸，“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德望; 又陈述宋兴七十年的文弊和欧阳修“救时行道”的历史功绩。条陈细密畅达，客观中理，仍不失“言有大而非夸”的宗旨。由于《<居士集>叙》是一篇给死者的文章德业作总结的文字，为了避免溢美之嫌，作者才以“言有大而非夸”为文眼，排惑解难;又由于死者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以及延续过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只有博古通今，探源寻流，才能把问题讲透彻。苏轼作文以胸有成竹著称于世，每篇文章的写法都有意顺乎其内在机制的要求，所谓大匠运斤，斧凿无痕，这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而论辩适于辟理，说明宜于陈事，这些苏轼都挥洒自如，恰到好处。此外，苏文的气势壮阔，和善于使用文脉贯通、富有排比意味的语言有关。如：“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又如：“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读来觉得如江潮奔涌。
文章后半部分所说：“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反映出苏轼对元丰年间王安石推行《三经新义》和《字说》的抵牾。尊欧抑王也是苏轼儒家道统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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