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庠书》原文|赏析|鉴赏
某启：远蒙差人致问安否，辅以药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罪戾远黜，既为亲友忧，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比其还家，几尽此岁，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也。但喜比来侍奉多暇，起居佳胜。某罪大责薄，居此固宜，无足言者。瘴疠之邦，僵仆者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
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西汉以来，以文设科而文始衰，自贾谊、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况其下者?文章犹尔，况所谓道德者乎?所论周勃则恐不然。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 三复来贶，喜抃不已!应举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 勉守所学，以卒远业。相见无期，万万自重而已。人还，谨奉手启，少谢万一。
苏门弟子黄鲁直曾说：“东坡道人书尺，字字可珍。”的确，书札在东坡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论学谈艺的精湛见解往往荟萃于叙友情，拉家常的一般性书信内容之中。《与王庠书》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封信是绍圣元年 (1094) 苏轼左迁惠州后，王庠大概于始圣三年派两人前往探视，等到两人返回时苏轼捎给王庠的。王庠，字周彦，荣州(今四川荣县) 人。庠年幼颖悟，七岁属文，后穷经史百家之学。为苏轼侄婿，以文见爱于苏轼。信中提到“《经说》一篇”，原文已佚，但《宋史·王庠传》有“尝以《经说》寄苏轼”的记载，并著录部分内容，可参证。
《与王庠书》以平实老着的曲笔，反映出苏轼当时沉重的心情。元八年九月，那些投机变法的官僚，利用哲宗亲政的机会，打着新党的旗号，开始报复元祐旧臣。绍圣元年，他们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将其连贬三次，最后落脚惠州安置。年逾花甲的东坡深知朝廷对元祐旧臣终身不赦，已绝北归之望，因此有“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的凄凉衰飒之鸣。文章三言己罪、“罪戾远黜”，“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也”，“某罪大责薄”。这决非南冠客思的屈服，大抵侄婿王庠有愤愤不平之语，苏轼又处在朝廷爪牙的监视之中，为了避免更大的迫害，只好暂行韬晦之计了。而“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一句，述亲情，感已悲，心曲强压，非经历霜刀风剑的严酷环境者不能体会个中滋味!
然而，东坡的情态依然闪射着乐观主义的光华。每及论学谈艺，“中心乐之，自进不已”，似乎忘记了才人命蹇的苦难。本文提到的“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和”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的观点，是他的美学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足使大札生辉，传诸千古。
“辞达而已矣”，是孔子的一句名言。要理解苏轼“辞达”说与孔子“辞达”说的关系，有必要把苏轼著作中论及“辞达”的三个地方和盘托出。《答谢民师书》有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答虔倅俞括奉议书》有云：“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本文则说“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孔子论“辞达”，讲的是文章的表意性，即重质。宋代道学家宣称：“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 (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 这就把孔子的理论引向重道轻文的极端。苏轼却将“辞达而已矣”同孔子的另一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结合起来，改变了止于达意的内涵，进而又突破了把文学的特征仅仅理解为语言文采的肤浅见解，把“辞达”解释为善于“系风捕影”描绘出事物美感形象的达物之妙; 并且指明艺术创作活动首先是一个“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的审美判断过程，然后才是“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的审美传达过程，而评价文学家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水平高低的标准，就是“辞达”。本文所说“辞达”的“不可以有加”，则着重强调“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美学趣向。它是“理”、“口”“手”统一的“求物之妙”的必然产物。综上所述，苏轼的“辞达”说与孔子的“辞达”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从内在特征上划清了文学同一般文章的界限，为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文学的规律开辟了道路。当然，东坡的“辞达”既然是对孔子原说的继承和发展，便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盘否定。“《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对王庠非文艺性论说文的褒扬，就仍然包含着孔子的原意。
《与王庠书》还提出了“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东坡至少三次懊悔过他的少作。本文说：“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答李端叔书》反省自己少时读书作文“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科人习气。”《与滕达道书》对其当初反对新法检省如下：“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可以看出，苏轼把空文，妄论、悖理放在实用的对立面，正是他始终坚持的“言必中当世之过”创作思想的佐证。苏轼向王庠强调的“以文设科而文始衰”，“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道出了为官造文、为文造情的反现实主义文弊;“应举者志于得而已”，含蓄而又辛辣地掘出“儒者之病”的老根。
这篇文章论学深刻，述情恳挚，语言风格平实老着，于衰飒中显现东坡先生瘦硬的风神。此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鉴史的那段文字体现出哲人的睿智。“所论周勃则恐不然。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历代政治家为之津津乐道。第二，“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巧妙用典。《晋书·王凝之妻谢氏》：“初适凝之，还，甚不乐。安曰：‘王郎，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王凝之是谢安的侄婿，与王庠姓同身分同，而东晋才女谢道韫叙致的清纯幽默，也恰与苏轼的神思相契合，于是乎信手拈来，以表达对王庠前途的殷殷冀望，同时对苏辙的女儿寄以珍爱之心，可谓一石双鸟。像这样机敏贴切地溶化古人故事，而丝毫不露斧凿之痕，充分地表现出东坡的才气。
苏轼重视对于晚辈的思想文化教育，固然值得称赞，但认为“自贾谊、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的观点，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的; 而“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的天命论思想，便反映出他世界观中的局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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