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超然台记》原文|赏析|鉴赏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丽伟者也。糟啜醨，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所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世先有铜雀台，而后有铜雀之传世;人则先有超然之意，而后方有超然台之扬名。正如清人林云铭之所言：“他处亭台作记，多言先有亭台而后乐，此独因乐而有台，谓乐在本心，以台为寄，才是无往不乐游物之外本旨。”(《古文析义》)
苏轼的《超然台记》是一篇弘扬他那超然物外思想的绝妙文字。
作者以一句富有哲理性的警句起篇：“凡物皆有可观。”一锤定音，六字之中。包容了极大的内涵，余韵不绝，颇能令人思索玩味。作文最喜开篇不凡，作者深通此道。随后，即由此句生发开去，“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丽伟者也”。最后点出主旨：“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原来如此。作者就是这样以简洁的文字引导读者一步步走进他的超然观。
追求“超然”，是苏轼的典型思想，他的许多名篇佳构中，都一再展现此论，此篇则更是和盘托出，系统阐述，使读者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如果说其他篇章是取法隐喻，而此篇几乎就是直言明示了。开篇立论，随后一泻千里，将超然的观点阐发得淋漓尽致，这是本篇的一大特点。这段中，作者还以“��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的寓理式比喻，充分表达了他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超然态度。第一段寥寥四十八字，却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几句饱含情感的哲理性语言，一下便攫住了读者，使人不得不随作者的思路而行进。
下面一段，作者把篇首提出的论点再次引伸，反复论证，说明“求福而辞祸”难免不转化为“求祸而辞福”的道理。若问何以致此，那是因为物之有尽，而人欲无穷。要做到不为物所累，就必须无视物之大小，“游于物之外”，切勿“游于物之内”，以免受物的蒙蔽，否则便逃不出“恶”与“忧”的折磨。这些劝戒之言，无疑是老庄无欲无想，虚无主义的典型翻版。在与此文有关的苏辙的《超然台赋》的叙中，有一段文字极为精采，堪称苏轼“超然思想”的注脚，在此不妨转引几句：“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苏轼当然表示同意。并著了此文。兄弟二人在仕途上有着相同的坎坷遭遇，如此一拍即合，当在情理之中。联系到苏轼此时 (熙宁十年) 一再被贬官的经历。更不难理解作者推崇老庄思想的个中三昧： 政治上屡不得志，性格上又桀骜不群，只好以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对此，我们倒要借用作者文中的一句话——“可不大哀乎!”
在作者其他名篇中多有与此相似的文字。如四年之后所写的《前赤壁赋》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与本篇中的阐述何其相近! 所不同的是，《超然台记》之所言尚拘谨有度，远不如四年后的《前赤壁赋》那样更加豪放而旷达。
作者在前两段中，以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引述论点，阐明哲理，大展雄辩之才，大发宏阔之论，决非偶然。作者是要充分利用超然台这块园地，培植他奉为圭臬的理论之树。两段中全无“超然”二字，却又无字不言超然，早已暗中攫题。这正是在为超然台培土奠基，以使超然台更加宏伟壮丽!
作文多讲究起伏顿挫，所谓“行文如流水，读文似观山”。既然前两段是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后面自然就要平叙低吟，娓娓道来。果然，作者笔调一转，叙述他自钱塘移守胶西后的经历。”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 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 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面临着“岁比不登 (庄稼连年欠收)，盗贼满野，狱讼充斥; 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的恶劣环境，“人固疑予之不乐也”，这是合乎常理的。不料，作者一年间却居然发起胖来(“貌加丰”)，白发也变黑了(“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你道怪也不怪? 体胖则来自心宽，发黑则说明无忧，是超然处世的丰硕成果。这里作者是否故作夸张，我们姑且不论，单就文字来看，就像一幅药方广告一般，不仅有疗效说明，还有作者现身说法的实例呢。传播超然处世之道，用心良苦也!转而一想，又不尽如此。作者描写自然环境之恶劣，不正象征了政治环境的险恶吗?在这般境遇下作者还能貌丰发黑，除了要展现自己的才干和抱负之外，其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几丝反抗的意味吗?至此我们不难推测：作者的超然却也真来之不易，里面分明隐含着凄苦和折磨，是灾难之中的涅槃!作者既然以老庄思想为本，我们不妨以庄子的言论来与其对照一番。庄子观鱼而言鱼之乐，弟子问曰：“汝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曰：“汝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作者此处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人固疑予之不乐”，但“汝非吾，安知吾之不乐?”其实呢，作者内心乐不乐，大概他自己是十分明白的。原来，这治病的良方不外乎是自我解嘲，甚至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如若不信，再往下看。
台既筑成，“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作者既然要凭吊怀古，就难免要露出马脚来。且看他四面环顾时所追怀的人物吧：既有隐居的卢敖，更有叱咤风云，显绩一时的姜太公、齐桓公、韩信等风流人物。以青年从宦，立志有一番作为和建树的苏轼当时的内心来看，其感慨之深切是可想而知的，哪里还有什么超脱的意味，这是多么矛盾啊!
虽则如此，作者却“顾左右而言他”，笔锋一转，竟然写出“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而且还摘蔬菜，捕池鱼，酿黄酒，蒸米饭，并说道：“乐哉，游乎!”这一情调和刚才的凭吊居然如此大相径庭!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手法，在大起大落之中，写尽自己的抱负和情怀。内心的隐痛与外在的安逸形成了矛盾的统一，大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作者多年的坎坷经历造成了他内心的不平衡，他始终在这种不平衡中挣扎着，迂回着，吟唱着，超脱着。尽说超脱者其实未必超脱，如果作者真个“乐哉，游乎!”超然物外，乐而忘形，又怎么会着意强调自己的“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呢?岂不是与“此地无银三百两”相类似吗?如果说上面的凭吊怀古是以高调写超脱，这里的游乐之笔则是以低调写超脱，那么，恰是这一“高”一“低”，泄露了作者的“天机”，显示出“超然”之外的“不超然”，“游乐”之外的“不乐”，岂止是“不乐”，透过字里行间，尽皆是深沉的哲理性思索和无可奈何的宦海辛酸!
最后，作者以台之所以命名超然的原由作结，并点出“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而与开头的“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相呼应，点题收笔。这与《放鹤亭记》的开篇即点题说明亭之命名的写法恰恰相反，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多变的娴熟手法。
总之，这篇《超然台记》以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水乳交融，情中寓理，理中含情，统一和谐，互相映衬，充分表达了作者既超然而又并非真正超然的感慨万端的特殊心态，使读者在诗情画意的陶冶中不乏深沉的思索，行文匠心独运而又不失自然之真趣，文字中包孕了丰富的潜在内容，耐人寻味。另外，此中作者阐发了不少物与欲的道理，他固然不会通晓更深奥的物质与精神间内在的辩证关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能有这种超脱物欲的观念，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苏轼的散文，往往蕴藏着矛盾复杂、迭宕起伏的情感，具有两面性和多重性的思维特点，往往是快乐和痛苦交织，希望和失望相随，既旷达乐观又忧郁悲愤，以和谐的形式表现不和谐的情绪。而且这种情与理的矛盾运动决定了文字情感色彩的曲拆多变，艺术形式也产生了一波三折、急缓交错的节奏美和旋律美。这是在欣赏苏轼的一些散文名篇时应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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