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解书剑①,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②,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③。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目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高适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求官不遇,失意东归,客居梁宋 (今河南商丘县一带) ,在友人的资助下过着隐耕的生活。这首诗就是客居梁宋时的作品。
诗是从自叙写起的,自叙又包括了两部分内容: 西入长安的经历和东归后的躬耕生活。前者主要从政治抱负和实际遭遇落笔,“二十解书剑”,年轻气盛,文武双全,当然会自信 “屈指取公卿”了。来长安看到的是: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国家风教远播,胜过了三皇五帝,朝廷教化,遍及于四海八荒。这确实是一幅 “开元盛世”的局面。但紧接着的下两句,却同这个盛世有些不对味: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既然是盛世,怎么美玉珍宝都赏给了亲近的臣子,怎么布衣却没有入仕的机会?这个明主究竟明不明,盛世到底盛不盛,看来颇有些成问题哩! 其实,这四句,正是写出了开元盛世的两个侧面,表面上社会安定,歌舞升平,实际皇帝已开始疏于政事,统治集团日见腐化。高适以诗人的敏感直觉地把握到这两个侧面,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当时社会的真实画图。在这种情况下,布衣凭 “书剑”本领入仕已经很难,那就归来吧,一个 “归来”,自然过渡到东归后的躬耕生活。西去的结果是 “穷” (不能显达) ; 东归的现实则是 “贫” (生计艰难)。“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这四句,一句一意: 无负郭,家无良田; 非吾土,漂泊他乡; 岁不登,收成不好; 心长苦,心情苦闷。“雁池垂钓”,又暗用姜太公 “渭水垂钓”之典,暗示自己不仅有生计的艰难, 还有不得仕进的苦闷。 这样, 就自然把西去与东归两段生活经历统一了起来。而通过以上的描述,一个既穷且贫,既仕途失意又生活潦倒的诗人形象也就站了起来。
既然这样既穷且贫,失意潦倒,那“世人遇我同众人”也是十分自然的了。但是,韦参军却迥异于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承上启下,从承上看,前面那么多自叙身世,正是为了反衬出在这种失意潦倒的境况下韦参军友谊之可贵。入仕无门,生活艰难,世人冷眼,只有韦参军那“最相亲”的友谊,才抚慰着诗人那颗寂寞孤苦的心。从启下看,这又自然从自叙过渡到写诗人与韦参军的交往。“目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先赞扬朋友的为人,自己是既穷且贫,韦参军看来也不富裕,但还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借口推辞过,这真是相濡以沫,忧患与共啊。接着写两人交往之乐。“弹棋击筑白日晚”,举两事写一日之乐; “纵酒高歌杨柳春”,再举两事写一季之乐。日夕相处,既游且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哪还管他什么 “公卿”、“世人”,哪还管他什么“非吾土”、“岁不登”!
这样的友情,这样的欢乐,欢娱还未尽呢,却偏偏又面临离别,这也太令人不堪了,难怪诗人要“惆怅惊心神”了。这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衬,浓墨重彩写友情之可贵,相聚的欢娱,正是为了衬出分散离别之不堪,之“惊心神”的痛楚。但是,痛尽管痛,别还是得别,只好强为欢颜,劝慰朋友: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通观全诗,它主要不是在离别的现时情景上作文章,它不去渲染灞桥柳色,渭城朝雨,它主要是在别情之难堪上作文章。这别情之难堪又正面着墨不多,而主要是从反面通过两层衬托,先自叙自己的失意潦倒,以反衬出友情之可贵,相聚之欢乐,由友情可贵,相聚欢乐再反衬出离别分散之“惊心神”。这样,前面的全部描写都有了归宿,都是为写别情之难堪服务的。而也正因为是从反面落笔远远写来,诗就不限于仅仅写别情,而是在其中涉及到入仕的受挫,躬耕的困苦,世情的淡薄,既写了自己的身世,又从侧面反映出那个有些成问题的开元盛世的现实,而这些内容又全部反跌到写友情、别情上。这样,写别情又不限于别情,不限于别情又仍是写别情,一而能多,杂而不乱,寓多样于统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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