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镜花缘》简介|鉴赏
拟旧小说，十二回。萧然郁生著。载《月月小说》第九至二十三号。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九月至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出版。标“寓言小说”。
《新镜花缘》看似为清李汝珍《镜花缘》的续编——体式大致相近，人物也有接续，但实际上除了套引一个楔子，其中心内容则大相径庭。《镜花缘》叙述的是唐敖等游历海外的见闻和唐闺臣等一百个才女的故事。书中主要歌颂贤良勤王之功、赞扬女子才学，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有所不满，对封建社会的丑恶作了某些暴露，但在一些根本方面，仍保留着封建思想和因果报应的内容。《新镜花缘》诚接续了上书的人物，亦借用了虚幻海外世界的描写形式，但其着眼点主要是面对社会现实。通过借题发挥来愤政治之腐败、痛社会之混浊、哀国家之垂亡，讽刺、揭露和批判清政府“维新”、“立宪”幌子下的种种虚伪、丑恶现象，因而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
小说开头上承《镜花缘》，写徐敬业等人的后代起兵反了武则天，使唐中宗复位后，满心指望“大行新政，改革制度，洗刷秽德，廓清暴政;植自强之基础，立中兴之事业;轻税薄赋，政简刑轻，物阜民康，久安长治。”不期唐中宗“昏闇懦弱”、“毫无主见”，“依然是太后弄权奸臣柄国，毫无振作的气象”。一大批起兵勤王、尽忠报国的功臣都被太后的宠臣武三思“斥革殆尽”，一个个罢黜的被罢黜，贬谪的被贬谪，归田的归田，入山的入山。“好好一个李氏社稷，又变作武氏天下。”
而后，写其中有个唐小峰，他自从毅然返归岭南后，即想出外去散散闷气，亦想去寻找早已弃绝红尘、仙隐蓬莱的父亲唐心亭和姊姊唐闺臣。主意已定，就和欲同去寻找妹妹的颜崖以及见多识广的舵工多九公等一行人乘了舅父林之洋的商船，准备航行到海外蓬莱寻亲。不料途中遇上大风暴，船被“吹得同无缰野马， 不能收勒”。一连三天三夜，商船不禁随风漂到了一个标为“新世界”的岛国。城门上写着“维新国”三个大字，又赫然写着“其命唯新”一块横匾。表面上看去，“倒很文明气象”。 由于好奇，亦想有所教益，以备将来有朝一日的用处，于是，唐小峰一行便开始了对这一“海外幻境”的一系列考察。
他们刚一上岸，就被维新国的人着实嘲笑了一番：说他们“守旧!守旧!野蛮!野蛮!”确实，他们发现，这自命维新的国度，“国名也取‘维新’，店号也取‘作新’、(后新)，人名也取‘知新’、‘新民’等号，服式也新，文字也新，语言也新，称呼也新，器用也新，食品也新。无论何物，无一不新。”然而，经过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所谓全新的“新世界，原来凡所为新者，“没有一件不是洋货”。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两面人的两面国。其国其人光会喊些“自由”、“维新”的口号，既无“新精神、新魄力”，也无“新教育、新政治、新风俗”;只是“可新不可新的倒都新了，那一定要新的倒都没有新”。
最后，作者比较广泛地写到了这“维新国”各界的情况。其学界，学生都是些“贾奋新君”、“爱新女士”之类。他趁着维新之风游手好闲，满口新名词，通身洋打扮，专靠骂“守旧”、喊“自由”、闹“风潮”混饭吃，到处招摇撞骗。所谓的“日新学堂”，凡功课、管理都是“有名无实”;“那些教员，都及不来学生”，倒反过来听守学生的命令。其军界，军队、警察都受洋人的支配，“是专门预备着打自己的”。所谓的“练军”，抓不到革命党，于是“捉了一群小孩儿，杀了一个弱女子”就“气炎熏天”。都是些“御外侮则不足，清内乱则有余”的官兵。所谓“警察”也都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专会敲榨勒索、邀功请赏的市侩。他们的衙门，“长官”昏庸媚上，衙役凶狠贪婪。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抓人，不问口供，糊里糊涂就用刑逼供，给人治罪，其目的是在图谋“即可升迁，鹏程万里，平步青云”。其政界，都是一些玩妓女、抽鸦片的腐败官僚。他们淡漠民瘼，无视亡国，只会对洋人屈膝献媚、对上司阿谀奉承，对百姓横征暴敛，干尽一切丑恶的勾当。所谓“新政”，“一意摹仿外洋各国的规模”，拱手让洋人开工厂、办学堂、修铁路，管理轮船、邮政乃至军队武备等等。挂着“维新”、“立宪”的幌子，对外步步退让，不怕丧权辱国，对内实行专制，大肆扑杀革命党。其商界，全部操纵于官商、买办的手中，他们互相勾结，唯利是图，拜倒在洋人脚下，专事误国误民的买卖。所谓的“商会”，“专为结识外人，迎接列强而设”。所有商业店号，虽都打着新一色招牌，实际上是“伪象百出，信实全无”，“至于这利可图不可图，合义不合义，那是利令智昏，不再思量”。
总之，在这个所谓“新世界”的“维新国”里，既无须改过国界，也没有换过皇帝官员，“只叫那财政权、警务权、路权、矿权、宗教权，与地方所有一切主权，尽归他人”。一切都看洋人的眼色，“一切为外人所指挥”。他们对洋人恭恭敬敬，奉若神明，而“那外人看待维新国内的人， 同猪狗一般似的”。实际上，是一个世人梦梦、家国重亡的国度。
《新镜花缘》比《镜花缘》明显地带有更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它多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衰朽和腐败，有力地嘲讽和揭露了清政府借“维新”、“立宪”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的两面手法。作品借“镜花缘”之名来描绘和比喻虚而不实的“维新”，正是作者所寓之言、所警之声。这对当时那些对“维新”仍充满着希望、对“立宪”还保持着幻想的昏睡者而言，确实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主张国家要有自己的主权和尊严，且认为维新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专制和官吏的腐败，这无疑表现了作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反帝、反封建专制的思想。但不无遗憾的是，作品在批判混浊的社会现实、揭露“维新”的伪装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地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开明的帝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抑或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制?不得而知。
《新镜花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运用了象征、寓意、假借和讽刺的笔法，同时也接受和采用了一些新的心理描写的方法，但总的说来，艺术成就不高。全书涉及的人物不少，都缺乏形象活力。唐小峰、林之洋、多九公、颜崖几位线索性人物，充其量只是作了一条故事发展的线索。其余“维新国”中的人物，更是带有一种符号性的泛泛而指，连姓氏名字都没有，或曰“老者”、或称“长官”、或谓“绅士”、或名“学生”……，都是一些漫画式的苍白的角色。语言文字上，较之《镜花缘》爽朗活泼、幽默多趣的风格相去甚远。大量的夸张与直接的议论，固然使作品具有更强的鼓动性和政治色彩，但同时也显得简单直率和缺乏生活气息，有害于艺术的形象性，削弱了小说的生命力。概括地说，《新镜花缘》是人物虽众多而形象淡薄，情节虽曲折而故事枯燥。所以，在近代小说史上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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