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窗外飘着雪花，静静地，静静地……。啊，多像梦的使者。蓦地，几行诗句涌上心头，我急忙提起笔记下来：

　　闪亮的雪花，轻柔晶莹，

　　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

　　让树枝看见了新绿，

　　让街道看见了浓荫。

　　哦，在这落雪的早晨，

　　我忽地闻到了丁香的芬芳，

　　听见了蜜蜂的歌唱……

　　我看着誊在纸上的字迹，陡然意识到，这不过是流露了我的心意; 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

　　春天是可爱的吗? 特别是在这里，短促的犹如蜉蝣的生命，只一闪，就是烈日炎炎的夏天。

　　春天是值得留恋的吗? 特别是在这里，常常有漫天的风沙，吹干你生命的汁液。

　　但我还是喜爱它，像喜爱我最倾心的恋人; 我还是执拗地追寻它，像追寻早已消逝了的我的童年。

　　因为再短促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可以看得见积雪里萌生的小草，枯枝上吐出的嫩蕾。可以看见绿色，这生命最基本的色素; 可以看见鲜红，这滚烫的血液的火焰。而没有了色彩，也就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舞蹈，没有了运动，没有了一切! 春天赋予世界以色彩，赋予希望，赋予未来。

　　再寒冷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只要挺得过那风沙，人们总会脱去厚厚的外装，活动一下僵硬的躯体，唤醒沉睡在灵魂里的种种追求。

　　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多许多寒冬。

　　三十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那时候好像比现在冷得多。科学家们断定，我们的星球变得温暖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只记得，那时候冬天的早晨，赤手去握铁条，会把手粘掉一层皮，吐到地上的口水，立时就会凝成小小的冰块。那时我比今天年轻，是个孩子。可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我曾在作文里发过“人生如梦” 的叹息。我那时只有十岁呀。可是春风吹开了故都的城门，也朗清了我心灵上的迷雾。我真地像一棵小草伸出了青春的嫩芽，在我的面前伸展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春天与希望同在，春天与温暖俱来。哦，我怀念，怀念那给了我们民族和所有我们民族子孙以幸福，以理想的1949年的春天。

　　我也还记得过了二十年以后的那个严冬。我在长城以外的一个荒凉的村庄，经受 “脱胎换骨” 的革命教育。我记得那带着冰碴的红高粱面糊糊，记得那缩肩拱背的农民木然的眼睛，记得那阳坡下避风的土洞。在那儿，有木然的眼光的农民，为我烧起一小堆用枯叶燃起的野火，烤暖我的脚，烤暖我的心，送给我一个烤熟的土豆。在那儿，我曾经踡缩着睡去，梦见了春天： 淙淙的水，摇曳的花。梦见妻子温柔的手臂，小儿子的笑脸——他那时刚刚出生不久。靠了春天的梦，我熬过了对灵魂的践踏。可我总在问自己： 他们也有春天的梦吗? 那些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而依然贫困的，有着木然的眼的农民?

　　又是一个春天。祖国的大地被泪水漂起，人们哭诉一个巨人的长睡，仿佛他带走了所有的人内心里对春天可怜的梦幻。

　　然而，春天毕竟来了，虽然迟了，虽然挟着风沙，虽然难免地还残留着严冬的寒气。可它毕竟是春天。

　　地球上不能没有春天，人生里不能没有梦幻。我愿春风把梦吹撒到一切人的心头。把那令人心寒的木然的眼睛，吹活转来，放出活泼泼的光芒。

　　我们不能苛求春天，因为春天是冬天的产儿。她有母体的印痕，但她不同于母亲。她娇嫩、柔弱，可她有长长的未来，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希望的种子。严冬所诞生的并不是严冬。因此，人类才向她呼唤，才把她赞颂。

　　这里的春天是短促的，而且常常挟裹着风沙。但我生长在这儿，我必得爱这个春天，这个属于我的春天。

　　晶莹的雪花，正在为春天铺下襁褓，阵阵的鞭炮正在为春天催生。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又将在春天里编织新的梦幻。

　　啊，祖国的春天呐，家乡的春天呐! 就算你短促到只有一瞬，为了这一瞬里所凝集，所包容的未来的一切，我也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春天快来吧!

　　1981年2月3日春节前夕 北京

　　(选自香港《新晚报》1981年2月17日)

　　苏叔阳《春天的梦》的赏析

　　一年一度的春节，历来被中国人视为春天的开端而隆重庆祝着。在它到来的前夕，即使天色尚未放明，即使雪花飘飞，人们心中对春的憧憬仍然一触即发。作家苏叔阳正是情由景生而神游于春的梦幻世界的。闪亮的雪花，并无现实意义上的暖意，作者以人生经历的体验去感受它，就觉得其“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它使瑟缩的树枝梦见了新绿，使裸露的街道梦见了浓荫，概言之，使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它是超现实的，却又是很现实地引动作者“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

　　但是，作者对春天的期待，固然一往情深，却不幼稚简单。两个设问句，指出了春天的两点不尽如人意之处： 短促和寒冷，这既抓住了特点，也说明作者对北国春天的了解、认识，是比较全面的。然而，春天终究是希望之光，它再短促，也仍然能赋予世界以“生命最基本的色素：绿色”和“滚烫的血液的火焰”：红色。世界正赖以存在;再寒冷，也仍然召唤人们、鼓舞人们挺过那风沙。

　　接着，作者“暗渡陈仓”，悄悄地偷换了“春天”这个概念，以原来内涵的自然属性，变成了社会人生属性。“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多许多寒冷”，这一变换，在逻辑学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文学上，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它巧妙地将自然和社会编织交溶起来，产生一种虚实相生、浮想联翩的艺术魅力。

　　是在什么样的生活“寒冬”中做春天的梦呢? 除了“1949年的春天”外，其余二次作者都写得很含蓄，没有明示。但从“过了二十年以后”和“人们哭诉一个巨人的长睡”的“又是一个春天”，稍微了解一些当代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理解。三个生活断片各有其发生的时代背景。第一个冬天，自然界冷得十分酷烈，心灵上也冷到连只有十岁的孩童也叹息“人生如梦”! 值得庆幸的是“春风吹开了故都的城门，也朗清了我心灵上的迷雾”。祖国解放的春风吹来了以后，“春天与希望同在”的真理牢固地驻扎在作者心头。所以，1969年“文革”浩劫期间的春天，冷到“红高粱面糊糊”也带着“冰碴”，作者又身陷被改造的困境，仍然在善良农民的关怀下做了春天的梦，并靠它“熬过了对灵魂的践踏”。第三个记忆，显然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逝世的那个春天，他的离去，“仿佛”带走了人们心里“对春天的可怜的梦幻”。三个回忆，渐次展开，希望的成分似乎逐步削弱，但这却正是作者“欲进先退”的艺术处理。不是吗? 刚走近失望的边缘，又马上回来：“春天毕竟来了，虽然迟了，虽然挟着风沙”，虽然还有寒气。春天的梦，毕竟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和信任，它总是会来的，其不可逆转之势反而得到了强化。

　　“地球上不能没有春天，人生里不能没有梦”这警句式的概括，点出了梦幻和春天的内在联系，也道出了作者热爱春天的根由。所以他不愿“苛求春天”，它脱胎于冬天，自然有母体的印痕，比如有风沙相随，比如会乍暖还寒，但是，它毕竟是独立的有个性的根本不同于母亲的女儿，“她有长长的未来”。退一万步说，即使她有种种弱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必得爱这个春天”，因为“我生长在这儿”，与生俱来的血缘感情，就是如此难以说清而又牢不可破。

　　文章快结束了，作者没有忘记照应开头出现的雪花，似乎为雪花何以会使他进入春天的梦境作一注解：“晶莹的雪花，正在为春天铺下襁褓，阵阵的鞭炮正在为春天催生”，又一次写到“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首尾呼应，圆了春天的梦。情绪的回流，激起了新的浪花：“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文章的情感，自恬静如诗始，以高亢似歌终，中间经过层层叙写，升华自然，而有层次。“春天”一身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使描写它的文字都具有“双关”效应，耐人寻味。巧妙贴切的比喻和拟人，使春天的诸般风貌皆获展露。这一切，使《春天的梦》给予读者的，是希望的感染和冷静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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