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来打扰你，一点钟二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枝烟，躺在沙发上慢慢地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 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重幔中透漏出来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象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音，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以同样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的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 他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①之曲。他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当当的安睡了。什么愁情、乡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复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来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统统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
秋虫之声，大概都在蝉之夏曲已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 在无数的纺织娘之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还比不上。那时天气是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 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的用手巾来拭汗，不断的在摇挥那纸扇了。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他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朦胧的朦胧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 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个早晨，在我们滴翠轩的左近，至今是百只以上的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却并不减少……。
半个月过去了;有的时候，似乎蝉声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来。虽然叽……叽……的不息的鸣着，却并不觉喧扰;所以大家都不讨厌它们。我却特别的爱听它们的歌唱，那样的高旷清远的调子，在什么音乐会中可以听得到! 所以我每以蝉声将绝为虑，时时的干涉孩子们捕捉。
到了一夜，狂风大作，雨点如从水龙头上喷出似的，向槛内廊上倾倒。第二天还不放晴。再过一天，晴了，天气却很凉，蝉声乃不再听见了! 全山上在鸣唱着的却换了一种咭嘎……咭嘎……的急促而凄楚的调子，那是纺织娘。
“秋天到了。”我这样的说着，颇动了归心。
再一天，纺织娘还是咭嘎咭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当太阳晒得满山时，蝉声却又听见了，且很不少。我初听不信; 叽……叽……叽格……叽格……那确是蝉声! 纺织娘之声又潜踪了。
蝉回来了，跟它回来的是炎夏。从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复放入箱中。下山之计遂又打消了。
谁曾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了蝉之夏曲呢，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选自《山中杂记》，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月版)
郑振铎《蝉与纺织娘》赏析
读完郑振铎的《蝉与纺织娘》，倘若你能再找来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看一看里边的那篇《蝉》，那么你一定会产生莫大的兴趣，发现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的确，《蝉与纺织娘》不同于郑振铎另外一些散文，这里没有激越的基调，没有愤怒的抗议，只是记载了自己对大自然中虫鸣之声的细致观察和自己的一次独特的经验。从这点上看，与法布尔的《蝉》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蝉》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有很好的环境可以研究蝉的习性。一到七月初，蝉就占据了我门前的树。我是屋里的主人，它却是门外的统治者。有了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很安静的。”
在极精确、生动地描写了蝉的习性和生长史以后，法布尔这样结尾：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但是你再读几遍就会发现法布尔的语言于生动有趣之外，更在乎精确、细密。他记录了蝉孔的口径，他描绘了蝉的幼虫脱皮的全过程，他探究着蝉在地下生活的秘密。而郑振铎的语言于淡朴清新以外，更注重主体的内在情绪，宛如一首抒情诗。那时常出现的排比句与博喻荡漾着深沉的历史感，或充满生机，或徘徊着淡淡的哀愁。“洞箫”，“红楼重幔”，“秋风落叶”，“怨妇”，“琵琶”，“荧荧油灯”与“迎风而唱”，“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结婚歌”形成了鲜明的两极。
法布尔对蝉的习性的记录有根有据，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郑振铎在文中记录的那次独特经历——听到了纺织娘的歌声之后再听到蝉之夏曲——则让人回味无穷： 兴许这确是自然界的一次偶然事件，兴许这只是作者的一次主观失误? 但追究它的可靠性又显得毫无必要。因为从根本上说，《蝉》的对象是自然，《蝉与纺织娘》的对象是人化自然。
这是如此地有意味，我们可以想见法布尔是怎样蹲在地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自然而洋洋自得;而郑振铎则是躺在沙发上，喷着烟云，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用心灵的耳朵去听，并怡然自得地陶醉于其中。所以，这就叫一为科学家，一为文学家;一为科学小品，一为散文。
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同呢，还是个人好恶的差异我们说不清楚。法布尔认为有了蝉声总是不得安宁，只是在细叙了蝉的生命之艰难以后才颂扬起蝉来。而郑振铎则能在蝉声中安然入睡，并获致一种清凉的感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法布尔的注意力始终在蝉身上，而郑振铎的目的则最终在要转移视线，要让对蝉声高旷之音的赞美，对独特经验的诗意描述，引领出一种精神，一种只属于人的、蓬勃旺盛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振铎“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又一次得到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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