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三毛《蓦然回首》赏析

　　她的一篇《蓦然回首》，该篇细致的描写了她在少女时代一段特殊的、差点毁掉她整个人生的自闭经历。三毛从幼时即酷爱读书，几乎所有的零花钱全都用在租书、借书上。在读初中二年纪时，由于过度痴迷读书而导致四门功课不及格，尤其数学成绩最差。后在父母的劝勉下意识到功课不及格是万万不行的，于是刻苦学习，在几次数学测试中均考得满分。然而在数学老师眼中三毛就是个笨小孩，一个笨孩子怎么可能考出满分的好成绩呢?于是厉声逼问三毛是否作弊。三毛回答：我没作弊，而且即使你是我的老师你也不能侮辱我!老师为挽回颜面就在一次考试中发给了三毛与其它孩子不一样的试卷，其中好多题都是三毛没学过的。结果可想而之。老师本着羞辱与泄愤两个目的，用饱蘸墨汁的毛笔在三毛脸上画了两个大圈，然后让她面向全班同学，之后又令她到走廊上走一圈，于是三毛成了全校的名人。从这以后三毛就开始逃课并且每天带了书到公墓去读。后来，学校向家里去了通知，三毛就开始休学。也就是从这时起，三毛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自闭生活。她不敢上街、不面对家人、每日只把自已锁在书堆里极度自卑着。偶然中三毛跟画家顾福生先生学习油画。顾先生并不对三毛为什么不上学感到吃惊、甚至问也没多问。

　　只是温和的、极有耐心的教她素描。然而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毛也画不出一幅画。在她对先生讲不要再耽误先生的时间时，先生却借给她许多书籍作为回家的作业。嗜书的三毛从此在学画的时候活跃起来，滔滔的跟先生讲书里的种种。顾先生静静的听着，淡淡的对她讲：你写写文章好不好?三毛淡淡的回答：好。于是三毛的第一篇文章被顾先生推荐到白先勇先生那里，后来变成了铅字。三毛又写了第二篇文章，自已偷偷的投到另一个知名杂志社，又变成了铅字。顾先生在教三毛到第10个月时去了巴黎。十年之后，顾先生在美国，三毛当时也在美国，于是约好去拜访恩师。然而由于少时刻下的无法逾越的自卑，她在恩师家门外徘徊后终于没有勇气见面。再十年后，三毛又去拜访恩师，见面前依然是极度的紧张和不安，当恩师问：你的书?三毛则回答：也没有写什么书。

　　在这篇《蓦然回首》的结尾处，三毛特别向白先勇先生致谢，因为白先生曾经也写过一篇叫《蓦然回首》的文章，而三毛是借用了白先生的题。当然所要致谢的原因并不止此，更有了向当年白先生为她出的那一把力的谢意。读三毛的这篇文章我的心始终是悲伤着的，那种悲伤是随时都可以哭出来的，而我是忍耐着半含半溢的泪水读完的。并且此时强烈的要抽泣的状态还在弥漫着我。那一个混蛋至极的数学老师，在人们把老师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同时，她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一个扼杀智慧与希望、一个践踏人性与自尊的恶魔。但是这种事也出现在彬彬有礼的台湾人身上，我也有些许的吃惊。我始终想象不出顾先生的面容，然而他淡淡的笑，淡淡的语调却在我心里愈来愈浓郁，好庆幸当年自尊饱受摧残的陈平遇到了这样施恩的先生，否则哪有后来的三毛。而三毛，那个《哭泣的骆驼》里披着暴布似的长发、穿了紧身牛仔、自在穿行于非洲沙漠的不羁才女，曾经是那样的自卑与无助。上帝塑造每个人，都有他可塑的一面。之所以人们大多平庸，是因为才华多被世事埋没。当然，能将一个人才华埋没的，不只是他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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