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好书推荐 > 诗歌散文 > 汪曾祺

汪曾祺《我的母亲》原文及赏析

2020-10-20 14:57:43

  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呢?是小名么?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

  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他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湖桑。

  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地金字:“松贞柏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和子,一个叫小和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归除”“斤求两,两求斤”。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

  我的继母归宁,也到她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

  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她今年八十六岁。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

  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作家》

  【导读】

  不忘养育之恩

  母爱是中国文学的母题。好多名家都写过《我的母亲》,如丰子恺、胡适、老舍等。汪曾祺《我的母亲》一文写三位母亲的还真罕见。汪曾祺的这篇散文与《我的父亲》写于同一年,都在1992年。在这篇回忆性的散文中,汪曾祺饱含深情地叙写了三位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怀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汪先生说自己有三位母亲,第一位是生母,第二位是继母,第三位还是继母。汪先生的笔墨多写两位继母的哺育之恩。汪先生真是个孝子,也许他们家的继母真是视他如己出。汪先生说生母的名字至今仍是个谜,因为在他三岁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我的生母姓杨。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他还说生母生病的时候是不让他接近那间养病的房子的。“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后来的汪先生只能望着画像想象生母的模样。“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在这看似凌乱的叙述中母亲的形象愈见分明,母爱的深沉和母亲的修养清晰可感。长大以后,汪先生曾多次随继母走进那间房子。汪先生写道:“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虽然都是简单的描述,没有太多的感叹和抒发,但读者反复地咀嚼着这些文字,就会觉得情深似海,味浓如醇。

  在汪先生的笔下,继母如同生母。正是因为写了继母,读者就会时时感觉到他是在遥想生母,是在体会一个人有生母是怎样的感觉。这是一种怎样的人子情怀啊!我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是指子女们想对父母尽孝道而父母已然离去的一种无奈的感叹。但是一个三岁的孩童长大以后,即便使了全身的本事去努力追寻曾经的记忆,最终也只能是徒劳。这虽是写作上的小技巧,但却显示了为文中的大手笔,没有多年的功力是不行的。

  汪先生笔下的继母,也是非常仁慈的。汪先生的第一个继母身体不好,常吃药,衣装也很少。我的继母“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有一次“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一个仁爱善良的继母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上对继母的偏见。汪先生的“第二个继母姓任”,对他也很好。汪先生在《我的母亲》里写道:“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汪先生的弟弟汪曾庆曾回忆说汪曾祺解放后三次回乡,进老屋时都对任氏娘跪拜。可见汪曾祺是非常珍视这段母子之情的。

  汪曾祺的文章就是这样,你需要细细地读,慢慢地品,只有静下心来才能享受绝美。这是一种人间至爱至情的感悟,让人每每拍案叫绝。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图文推荐

人物关系图高清大图

红楼梦研究另类观点

脂砚斋批注红楼梦

红楼梦所有诗词鉴赏

红楼梦主题站 >>

相关文章

热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