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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原文及赏析

2020-10-24 12:31:53

  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

  自从布莱希特以后,世界戏剧分作了两大类。一类是戏剧的戏剧,一类是叙事诗式的戏剧。布莱希特带来了戏剧观念的革命。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可能受了中国戏曲的影响。元杂剧是个很怪的东西。除了全剧一个人唱到底,还把任何生活一概切成四段(四出)。或许,元杂剧的作者认为生活本身就是天然地按照四分法的逻辑进行的,这也许有道理。四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元杂剧的分“出”,和十九世纪西方戏剧的分“幕”不尽相同,但有暗合之处(古典西方戏剧大都是四幕)。但是自从传奇兴起,中国的剧作者的戏剧观点、思想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带来结构方式的变化。传奇的作者意识到生活的连续性、流动性,不能人为地切做四块,于是由大段落改为小段落,由“出”改为“折”。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曲的结构像水。这种滔滔不绝的结构自明代至近代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小说式的。中国的演义小说改编为戏曲极其方便,因为结构方法相近。

  中国戏曲的时空处理极其自由,尤其是空间,空间是随着人走的,一场戏里可以同时表不同的空间(中国剧作家不知道所谓三一律,因此不存在打破三一律的问题)。《打渔杀家》里萧恩去出首告状,被县官吕子秋打了四十大板,轰出了县衙。他的女儿桂英在家里等他。上场唱了四句:

  老爹爹清晨起前去出首,

  倒叫我桂英儿挂在心头。

  将身儿坐至在草堂等候,

  等候了爹爹回细问根由。

  在每一句之后听到后台的声音:“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赶了出去!”这声音表现的是萧恩在公堂上挨打。一个在江那边,一个在江这边,一个在公堂上,一个在家里,这“一十,二十”怎么能听得到?谁听见的?《一匹布》是一出极其特别的、带荒诞性的“玩笑剧”。李天龙的未婚妻死了,丈人有言,等李天龙续娶时,把女儿的四季衣裳和陪嫁银子二百两给他。李天龙家贫,无力娶妻,张古董愿意把妻子沈赛花借给他,好去领取钱物,声明不能过夜。不想李天龙沈赛花被老丈人的儿子强留住下了。张古董一看天晚了,赶往城里,到了瓮城里,两边的城门都关了,憋在瓮城里过了一夜。舞台上一边是老丈人家,李天龙、沈赛花各怀心事;一边是瓮城,张古董一个人心急火燎,咕咕哝哝。奇怪的是两边的事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两处人物的心理还能互相感应,又加上一个毫不相干,和张古董同时被关在瓮城里的一个名叫“四合老店”的南方口音的老头儿跟着一块瞎打岔,这场戏遂饶奇趣。这种表现同时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的方法,可以说是对生活的全方位观察。

  中国戏曲,不很重视冲突。有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戏剧就是冲突,没有冲突不成其为戏剧。中国戏曲,从整出看,当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各场并不都有冲突。《牡丹亭·游园》只是写了杜丽娘的一脉春情,什么冲突也没有。《长生殿·闻铃·哭象》也只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发感情。《琵琶记·吃糠》只是赵五娘因为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她和蔡伯喈的遭际,痛哭了一场。《描容》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诗,赵五娘并没有和什么人冲突。这些著名的折子,在西方的古典戏剧家看来,是很难构成一场戏的。这种不假冲突,直接地抒写人物的心理、感情、情绪的构思,是小说的,非戏剧的。

  戏剧是强化的艺术,小说是入微的艺术。戏剧一般是靠大动作刻画人物的,不太注重细节的描写。中国的戏曲强化得尤其厉害。锣鼓是强化的有力的辅助手段。但是中国戏曲又往往能容纳极精微的细节。《打渔杀家》萧恩决定过江杀人,桂英要跟随前去,临出门时,有这样几句对白:“开门哪!”“爹爹呀请转!这门还未曾上锁呢。”“这门呶!——关也罢,不关也罢!”“里面还有许多动用家具呢。”“傻孩子呀,门都不要了,要家具则甚哪!”“不要了?喂噫……”“不省事的冤家呀……! ”

  从戏剧情节角度看,这几句话可有可无。但是剧作者(也算是演员)却抓住了这一细节,表现出桂英的不懂事和失路英雄准备弃家出走的悲怆心情,增加了这出戏的悲剧性。

  《武家坡》,薛平贵在窑外述说了往事,王宝钏确信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开门相见:

  王宝钏(唱)

  开开窑门重相见,

  我丈夫哪有五绺髯?

  薛平贵(唱)

  少年子弟江湖老,

  红粉佳人两鬓斑。

  三姐不信菱花照,

  不似当年在彩楼前。

  王宝钏(唱)

  寒窑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白)

  水盆里面——

  王宝钏(接唱)

  水盆里面照容颜。

  (夹白)老了!

  (接唱)

  老了老了真老了,

  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

  水盆照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王宝钏穷得置不起一面镜子,她茹苦含辛,也无心对镜照影。今日在水盆里一照: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千古一哭!

  这种“闲中著色”,涉笔成情,手法不是戏剧的,是小说的。

  有些艺术品类,如电影、话剧,宣布要与文学离婚,是有道理的。这些艺术形式绝对不能成为文学的附庸,对话的奴仆。但是戏曲,问题不同。因为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中国戏曲的问题,是表演对于文学太负心了!

  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

  载一九八九年第八期《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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