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时光，那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君王

　　“我想写，这才最重要!”

　　祖籍内蒙古的席慕蓉生于抗战末期的重庆，之后辗转至香港，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而回想起在香港读小学的情景，席慕蓉仍清晰记得背过的诗，唱过的歌，参加过的戏剧比赛，“小小的一所学校里，就有多元文化的刺激，那个启蒙是很棒的!”少女时期的席慕蓉爱读余光中先生的诗，自己也写诗。

　　席慕蓉告诉记者，她真正的第一首诗，是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偷偷写在日记本上的。直到去年在台东美术馆的一个画展上才展出。小小的日记本上，钢笔改来改去的诗句，铅笔稚嫩朴拙的配图都被锁在玻璃柜子里，连同如今的画作展示给大家看。她说：“我的用意只是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只要你喜欢，那就坚持走下去，不用被人看到，更不用追求肯定，因为我想创作，这才最重要!”

　　席慕蓉如今还是会坚持用纸笔来写作，也会用塑胶盒子一张张保留下自己整个的创作过程，希望有机会可以和读者们分享。在诗歌创作中，她将感性比作“血肉”，将理性比作“骨干”，认为过分的感性和理性都不能够成就诗歌，她说：“很多时候，句子和句子之间，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诗呀。”

　　“在花前，我是个知足的人”

　　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席慕蓉，曾远赴比利时研习画艺，在华人美术圈亦颇有名气，相比于老本行绘画，因流连于诗歌而为世人所熟知，可谓是“最美丽的意外”。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意外”委屈了这样一位出色的画家，对此，席慕蓉却看得极淡，她说：“相比于诗，绘画的确是相对小众的，但我知道画画才是我的专业，能继续站在画架前，画自己想要画的，从画花到现在画我的旷野高原，不管好坏，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幸福了，没有一点委屈。”

　　作为一个画家，席慕蓉是独特的。今年在台东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对席慕蓉说：“您画作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学性强，非常富有诗意，这是别的画家都没有的。”而同样是30年前的一个画展，曾有一位评论家对席慕蓉说：“你的缺点在于，文学性太强了，而绘画性弱掉了。”30年前，席慕蓉在一个创作的困境里，对绘画性的追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身体里的“诗意”却又不断加深对于文学性的诉求，长此以往，这种风格也逐渐被大家所理解、接纳并喜爱了。席慕蓉笑说：“生活上，我们要守规矩，但是在创作上，有时候真的需要那么一点我行我素!”

　　席慕蓉艺术上的这股子执拗，让她一直敢于去尝试新的想法和创意，比如，她的镭射版画《孤星》就曾被余光中先生拿去用作诗集的封面，这对席慕蓉来说，是一个认可和鼓励。她早期的画作中，多以花卉为主题，也曾写过：“在花前，我是个知足的人。”爱花之情，可见一斑。席慕蓉认为，世人常将女性爱花，看作是一种敏感软弱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表现，但实际上，女性爱花更多是出于对生长、繁殖、养育的忧虑，因为生命的循环是有着不可逆转的压力的，拼尽全力的绽放，很令人敬佩。

　　在现实中，席慕蓉也有着自己的“惜花人”刘海北。二人结识于欧洲留学期间，当时在布鲁塞尔大学读物理学的刘海北照料小猫的细节深深打动了席慕蓉，而他也被席慕蓉没有一丝拐弯抹角的“北国气质”所打动。有时，席慕蓉会“责怪”刘海北不关心自己的动向，而海北先生则颇具智慧地回应：“对你，我是以不变应万变。”其实，刘海北的姐姐刘河北就是一名画家，所以他很清楚艺术家的创作状态，自然是处变不惊。2008年年底，刘海北因病去世，在《以诗之名》(语可书坊出品，独家钤印版见文末)扉页上，席慕蓉写下一行小字——“献给海北”。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原乡”

　　1989年被称作是席慕蓉创作的分水岭。那时，大陆与台湾刚刚解禁。此后，她便一次次来往于草原和台湾之间。从那时候到现在，席慕蓉一直坚持的“原乡书写”也在逐渐地变化发展。1990年的散文集《我的家在高原上》，记述了父辈以及自己的乡愁;2009年的《蒙文课》着重展现了席慕蓉对于蒙古高原、蒙古文化的观察与想法;在预计今年和大家见面的《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语可书坊2015年6月出版，独家钤印版见文末)则将视角放在了蒙古族年轻一代的身上，希望能够在多元文化冲击的今天，给予年轻一代一些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面对纷繁世界的指引。

　　席慕蓉将这三本书统称为“原乡三书”，因为她觉得，“原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而不单单指自己的蒙古高原，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原乡”，而“三书”意指从自己出发，看到他人，而又从每个个体推及全人类的原乡意识。席慕蓉从没急切希望过自己的诗被人阅读，但对于原乡的抒写却希望人人都能够看到。

　　席慕蓉至今仍记得1989年从内蒙回来后，将自己独自关在乡下工作室里写作时哭得稀里哗啦的情景。而还乡愁绪如今已掺杂了更多的忧患——“怎么我20年前看到的，现在已经是历史了?草原变得太快!”如今草原文化的传承和蒙古高原的生态都面临着许多困境，有制度上的，有科学上的，也有很多心态上的，对于此，席慕蓉在新作《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中都有提及。说到这些，席慕蓉急得一改平时和缓的语气，说：“10年以前，别人问我，我就会比较含蓄，10年以后，我会说的比较沉重，因为再不重视这些问题，它们会越来越恶化。”

　　席慕蓉说，自己是一个试验品。在她的身上有着那么多特殊，她是一个四十几岁从南国跨山过水跑到蒙古高原寻根的“老孩子”;是一个执拗的遵循自己内心文学性的“跨界画家”;是一个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仍愿固守阡陌，提笔写字画画的“山顶洞人”。然而生活中的席慕蓉崇尚简单，对于许多事情都持有“顺其自然”的态度，相信时间的选择，也相信俗世情真。记者问她，如果有一天不写诗了，她会做什么?她不假思索的说：“总有人写的，我就做读者嘛，能做读者，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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