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内容
我的女邻居是一位年少的寡妇。她就像一朵挂满秋露的素馨花一样,从花茎上坠落下来;她的存在似乎不是为了点缀某个新房的花床,而只是为了祭神而已。
我在心里对她很崇敬。除了崇敬之外,我内心里对她究竟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对此我是不愿意用任何简单的语言来向别人或向我自己倾诉的。
就连我那最知己的亲密朋友诺宾马托波也一点不知道。就这样,我将这种最深厚的感情藏匿在心底,使它不受玷污,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是,内心的激情犹如帕尔瓦蒂河一样,是不肯被限制在自己的发源地的。它总要通过某种方法表露出来。如果不让它表露,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痛苦之感。因此,我想借诗歌来抒发我的情愫,可是我那支笨拙的笔却怎么也写不出东西来。
正在这时候,我的朋友诺宾马托波,忽然感情奔放,爱好起做诗来了。这简直就像突然发生地震一样,令人十分震惊。
这个可怜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神圣的工作,所以他对这个新的行当没有丝毫的准备,对于诗歌的韵律也一无所知。但他并不气馁。看到这种情景,我更加惊奇。他对待诗歌,简直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娶了第二房太太一样,诺宾马托波就让我来帮助他修改诗作。
诗的内容并不新颖,也不陈旧。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它是永远新颖的,也可以说它是永远陈旧的。这是写给一个情人的爱情诗。我捶了他一拳,笑着问他:“喂,她是谁呀?”
诺宾笑着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找到。”
在帮助作者诺宾修改诗歌的工作中,我感到十分惬意。对诺宾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抒发了我那被禁锢的感情。没有鸡雏的母鸡如果能得到鸭蛋,也会袒胸去孵它的。我这个不幸的人,在替诺宾马托波抒发感情方面,倾注了我心中的全部热血。我大刀阔斧地为这位没有经验的作者修改起作品来了。结果,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诗歌都成了我的创作。
诺宾惊奇地说:“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可我就是说不出来,你的这些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摆着诗人的架势,回答说:“想象出来的。因为真实喜欢沉默,想象才口若悬河。真情实事像岩石一样堵塞着感情的激流,而想象则为它把道路开拓。”
诺宾表情严肃地想了一下,说道:“这一下我可明白了。的确是这样的。”他又思索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对,对呀!”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爱情我总是有一种羞怯之感,所以,用自己的话怎么也写不出东西来。现在有了诺宾这个中间屏幕,我的笔就可以开口了。那些充满情趣和蕴含着激情的作品,不断地创作出来。
诺宾说:“这都是你写的呀。我要用你的名义发表。”
“别胡说了!”我回答道,“这分明是你写的嘛,我只不过做了一点点修改罢了。”
诺宾渐渐地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
我不否认,我有时也向我的邻居的窗口张望,就像天文学家在等待星辰出现而仰望天空一样。我那投向窗口的充满崇敬之情的激动目光,有时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每当我看到,那位忙于家务的婆罗门女儿的俊秀的脸上,泛着温柔安详之光的时候,我内心的一切烦恼就立即消逝了。
可是,那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什么呢?在我那座月宫里,现在是否还燃烧着一团火?在那寂静无人的山洞里燃烧着的所有大火,现在是否还没有完全熄灭?
那一天,正是帕沙克月的下午,东北的天边密布着阴云。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刻,在那可怕的雷鸣电闪之中,我那位女邻居独自一人立在窗前。那一天,我从她那虚渺昏黑的目光中,看到了多么久远而深重的痛苦啊!
是啊,在我那座月宫里现在还有一团烈火在燃烧!在那里,现在还可以感触到一股暖烘烘的呼吸气流。人不是为了神仙才活着,而神仙的存在却是为了人。在那天暴风雨下的雷电闪光中,她那双眼睛里蕴含着的无限愁思,就像一只焦急的小鸟一样飞走了。它不是飞向天堂,而是飞向人的心田。
自从看见她那双充满渴望的目光,我那激动的心潮就很难平静下来。当时,只为别人修改不成熟的诗歌,已经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了。于是,我想再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在孟加拉邦竭尽全力宣传寡妇改嫁。不局限于演讲和写文章,我还要在经济上竭力给予资助。
诺宾和我争论起来。他说:“寡妇在长期守节中会得到一种圣洁的宁静。就像月圆之夜清淡的月光照耀下的墓地一样,显得十分静美。一旦改嫁,岂不把这种静美给破坏了吗?”
听到这些娓娓动听的议论,我很生气。如果在闹饥荒的时候,一个吃得饱饱的人在即将饿死的人面前对食物表现出厌恶之感,并且还劝说那个人用花香鸟语来充饥,那么,那个濒于死亡的人该作何感想呢?
我气愤地说:“你听着,诺宾!艺术家可以把烧毁的房屋看做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仅仅把房屋看做图画,那是不行的。那里面是要住人的。所以不论艺术家如何说教,还是应当把房子修好。你站在一旁,想赋予孀居生活以优美的诗意,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这种生活中,充满渴望的一颗活人的心灵,却在承受着各种痛苦!”
我满以为我很难把诺宾马托波说服,因此,那一天我和他谈话的时候过于激动了。可是我忽然发现,诺宾马托波在我的这番议论结束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竟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还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话要讲,却没有机会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诺宾跑来对我说:“你如果肯帮忙,那我就准备和一个寡妇结婚。”
我简直高兴极了!我把诺宾拉入我的怀里,紧紧地拥抱着他。我对他说:“你所需要的费用,我全包下了。”
当时,诺宾讲述了他的恋爱故事。
我这才明白,他的情人并不是虚构的。原来他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寡妇,这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他对谁都没有讲过。登载诺宾的诗——也就是我写的那些诗的几份杂志,居然送到了他情人的手里。这些诗还真发挥了作用。我的朋友不用幽会,而是找到了这样一种能赢得人心的方法。
可是诺宾却说,他不是有意采取这种策略的。他甚至相信,那位寡妇是不识字的。他既不署名,也不收费,将这些杂志寄给了那位寡妇的哥哥。这不过是借以自慰的一种狂热举动。这就好比给神仙献花一样,神仙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
诺宾以种种借口和寡妇的哥哥建立了友谊,而诺宾却说他们的友谊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假如你爱一个人,那么你对她的亲人也会感到亲切。
最后,他讲了很长一段故事: 因为寡妇的哥哥得了重病,他就借机与他妹妹见面了。因为她了解诗的内容,所以就常常同诗人讨论诗歌。当然,讨论不仅仅局限于已经发表过的那几首诗。
前不久,诺宾在和我争论的时候,被我说服了,于是他去会见那位寡妇,并向她求婚。最初,她怎么也不肯同意。当时,诺宾就搬出了我说过的那些论据,再加上几滴眼泪,才彻底把她征服。现在,这位寡妇的保护人——她的叔父想讨一点彩礼钱。
我对诺宾说:“你现在就去取吧。”
诺宾说:“还有,我们婚后的头五六个月,我父亲肯定不会给我钱的。那时候还得请你供给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用。”
我二话没说,立即写好支票交给了他,然后对他说:“现在你该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了!你不必害怕,我是不会去和你争她的。现在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绝不会写诗给她,即便我写诗,也不会寄给她哥哥,而是要寄给你的。”
“去你的吧!”诺宾说,“我才不害怕呢。她因为羞于寡妇改嫁,心里老是忐忑不安,所以她不愿意让你们议论她。但是现在要是再隐瞒这件事,那就太虚伪了。她就是你的邻居,住在十九号。”
我的心如果是一个铁锅炉,它也会砰的一声爆炸的!我又问道:“她不再反对寡妇改嫁了吧?”
“现在不反对了。”诺宾笑着说。
我又问道:“就是因为她读了那些诗才回心转意的吗?”
“你得了吧!我写的那些诗也并不坏呀!”诺宾回答道。
我在心里暗暗地说:“真不害臊!”
谁不害臊?是他,是我,还是造物主呢?反正有人不害臊。
(孟历)一三○七年发表
(1901年)
(董友忱 译)
赏 析
所谓陋习,就是落后的、保守的,与文明相悖的东西。陋习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便是一种难于摧毁的势力和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力量,它综合了人性之恶和自私,如同遍开于半开化的社会中的恶之花,必会戕害社会上的一些人,必会摧残和侵蚀人们的心灵。在印度,寡妇的命运正是传统陋习的写照。
主人公“我”的女邻居正是一位年少的寡妇。作为女人,“她就像一朵挂满秋露的素馨花”,并且脸上“泛着温柔安详之光”,如此的娇艳如花,柔情似水的女子;作为寡妇,她却有着“虚渺昏黑的目光”,承载了那么“久远而深重的痛苦”。这样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对于她的美,作品中给出了注脚:“寡妇在长期守节中会得到一种圣洁的宁静。就像月圆之夜清淡的月光照耀下的墓地一样,显得十分静美。”但是,这种美却无法掩饰她们目光中所流露出的痛苦,这痛苦,是生命被摆放在亡夫的祭台之上的悲凉冰冷,是守节的凄清孤独,是被隔绝于世俗之外,被鄙视、被边缘,而不见天日的窘迫无奈。这种生活,使她们不再成其为人,而只是为了祭神而存在的某种“物”。但是,正如“我”所说,承受着种种痛苦的她们,有着“充满渴望的一颗活人的心灵”。
这心灵无疑需要被拯救、被唤醒、被温暖。而破除传统观念和愚昧思想则是惟一途径。反抗陋习,实需勇气。挑战陋习,生命会赢得新的价值,人生会被赋予更深刻的意义,会幸福,会圆满,但敢为天下先或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么,这与退缩并孤独地生存于被陋习侵占的虚伪、黑暗的世界中,究竟如何抉择呢?这无异于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踟蹰不已、步履维艰。最初,“我”把内心对女邻居的爱意称之为“崇敬”,并回避、压抑内心泛滥的情感,甚至无法诉诸笔端。好友诺宾马托波突然坠入爱河,他的表达方式无疑为“我”的内心打开了一个出口。“我”乐意为他修改诗歌,并倾注了心血,正是因为诺宾马托波的名义成了“我”的保护伞,躲在这把保护伞的后面,“我”才敢于将“我”所讳莫如深、羞于表达的情感倾泻而出。可见,“我”的思想被传统的观念深深地束缚着。“我”之所以羞于表达,正是因为以传统的观念来看,爱上寡妇是不伦、不齿的事情。但感情却是不受控制的,“我”的感情随着诗歌的不断创作愈发的清晰强烈,“我”看到女邻居眼中深藏的痛苦,不愿再旁观这种痛苦,而进一步以各种方式倡导寡妇改嫁。
结局是出人意料的。“我”写的诗、“我”做的宣传、“我”说服诺宾马托波改变对寡妇改嫁的成见、“我”承诺包下诺宾马托波与一个寡妇结婚的全部费用,这一切的举动成全的竟是“我”的好友和“我”所爱慕的女邻居。小说的结局令人哑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我”如雷轰顶、目瞪口呆的神情。
小说的结尾十分耐人寻味。“我”不再有最初得知好友与一位寡妇的婚讯时的欣喜若狂,没有给他们祝福,反而在心里说:“真不害臊!”这种解放寡妇、给寡妇以再嫁的权利不正是“我”想要见到的吗?而“我”为什么竟是这种反应呢?究竟是谁不害臊呢?是“我”对好友用凝注了“我”心血的情诗获得了女邻居的芳心而发出的诘问吗?是作为“寡妇改嫁”的倡导者的“我”,却还未能接受寡妇改嫁的事实,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的嘲讽吗?还是对造化弄人,“我”费尽心机却一无所得,好友歪打正着,抢走了“我”心仪的女邻居的感慨?
对此,小说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泰戈尔对寡妇命运的深切同情与关注。这部短篇,看似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实际上却揭示了寡妇的生存处境。在传统的观念看来,寡妇守节被视为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旦改嫁,岂不是把这种静美给破坏掉了吗?”泰戈尔批驳了这种观念。他把寡妇比作“烧毁的房屋”,指出人们不应当像艺术家那样“站在一旁,想赋予孀居生活以优美的诗意”,而是应当回到现实中来,“把房子修好”,将寡妇们从深重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在传统陋习的面前,人们仍然不够强大,他们会矛盾、会迟疑,甚至会退缩,而寡妇本身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为着那份所谓的“静美”而孤独地生活着,羞于走出冰冷的祭台。因此,改变妇女的命运实在需要时间,需要人们共同的努力,但是毕竟有人迈出了这样的步伐,诺宾马托波终究打动了“我”的女邻居——那位年少寡妇的心,而他们的婚事或许正体现了泰戈尔对寡妇们走出孤独,获得新生的祝福。
(蔡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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