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春》、《半生缘》的创作及其时代背景
1948年，张爱玲开始创作《十八春》。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同年7月，《亦报》创刊。作为《亦报》组长的龚之方向张爱玲约稿，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供《亦报》连载。1950年3月，应张爱玲要求，署名“梁京”的《十八春》在《亦报》连载。在新旧政权交替期间写就的《十八春》因为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思想而明显有别于张爱玲早期作品。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主人公齐赴东北建设新中国的大团圆结局、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张爱玲的爱情絮语交织在一起令《十八春》大受欢迎。《亦报》也组织了“与梁京谈《十八春》”讨论会，为《十八春》造势。7月，张爱玲应邀出席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1951年11月，《十八春》单行本由《亦报》出版发行。1951年11月4日，同样带着鲜明政治倾向的中篇小说《小艾》在《亦报》第三版发表。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因为文艺界的肯定而像《十八春》的主角一样投身到建设新世界的洪流中去，1952年，张爱玲离沪赴港，就职于美国新闻出版处。期间，张爱玲受《今日世界》杂志委托，按杂志提供的故事大纲写两部长篇小说，1953年，《秧歌》在香港《今日世界》连载;1954年，《赤地之恋》出版，这两部受命而作的“反共”小说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从“拥共”到“反共”政治主题的变化，直接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消失”近30年。1955年秋，张爱玲由港赴美，先后在几个基金会的支持下专事写作。1966年，根据《金锁记》改编的《怨女》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1968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再创作并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涉及国民党负面描写的文字已全面删改。从《十八春》创作初涉政治到《半生缘》的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兜兜转转18年，张爱玲又还原了那个“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8]的奇女子。
删改后的《半生缘》由于政治背景的淡化，“论者多认为这一易稿才符合《传奇》作者‘张爱玲’的本色”。[9]然而把文本的变化简单地归因于张爱玲政治思想的转变未免过于轻率。如前所述，《半生缘》的前十一章与《十八春》基本一致，可在《十八春》发表、成书十八年后，《半生缘》竟然可以在台湾的杂志连载，可见台湾读者对《十八春》的陌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对《十八春》的忌讳，《十八春》要赚台币，改写也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排除商业操作的因素。下面，我们尝试绕开老生常谈的的政治因素，从张爱玲生活环境和人生际遇变化这个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
三、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对作品的影响
夏志清先生五十年代曾撰文盛赞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是张爱玲的东西却是‘客观’而老练的。”[11]然而就是这个“客观”的张爱玲，夏先生也免不了一再提及她的生活经历，为他分析作品作注脚。“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人们似乎找不到一部纯然脱离开社会的作品”。[12]那么，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这两部相隔十八年的作品产生什么影响?
(一)作品的相同部分与张爱玲早年的生活
1.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名门，祖母李菊耦的父亲李鸿章与祖父张佩纶均为前清重臣;外公黄军门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显赫的家世到张爱玲这一代已然衰落，由于李菊耦嫁妆的丰厚，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依然过着满清遗老式的生活：吃、喝、玩、乐、赌，甚至吸鸦片、娶姨太太。母亲黄逸梵却是一个性情刚烈又有学问的新式女子，曾与小姑子张茂渊一道离家远赴英国留学。在张爱玲十岁的那年，父母离婚。在父母不和的家庭长大的张爱玲虽然没有幸福的童年，风雅能文的父亲却熏染了张爱玲，培养了她的文学情趣。她三岁能背唐诗、八岁开始尝试写小说、九岁已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终身的事业。1936年，张廷重因张爱玲希望追随母亲到英国留学把女儿囚禁在家里。在女佣何干的帮助下，张爱玲成功出走，此后随母亲生活。张爱玲这段经历可从《十八春》里找到影迹。父亲病逝，曼璐为维持家计当舞女，曼桢得以完成学业。然而，也是这个培养了曼桢的姐姐曼璐，到头来却设计把曼桢囚禁在自己家里任丈夫祝鸿才蹂躏，亲手摧毁了曼桢的幸福。有论者认为曼璐为留鸿才在身边而设计加害曼桢显牵强附会，是败笔。[13]然而人性的复杂不是简单的推理求证，谁又会理解一个对女儿极为喜爱的父亲会因为嫉妒女儿对母亲的爱把她囚禁在家。为了防止女儿出走，甚至连她患了痢疾也不肯替她请医生，不准佣人送药!这就是艺术的真实。
曼桢求学期间的经济状况和张爱玲也有相似之处。张爱玲逃出张家后，弟弟张子静也想投靠母亲。由于能力所限，黄逸梵拒绝了儿子张子静的请求，专心培养张爱玲。张爱玲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学学业并考取了伦敦大学，因为战事，改入香港大学。然而香港沦陷，学业不得不中断。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此时，母亲已出国。为了完成学业，张爱玲不得不回家向父亲要学费。可是好景不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2个月后，张爱玲因为缺少经济来源再次辍学，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写作生涯。1943年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发表，一颗耀目的新星照亮了整个文坛。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不但成就了天才的张爱玲也让曼桢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这样，顾曼桢遇上了沈世钧、张爱玲遇上了胡兰成。
2.作品再现了胡张恋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于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时期，第一次会面，已似多年朋友，在胡兰成的书房里一坐就是五小时，恋爱仿佛也是必然的。我们先看《十八春》曼桢与世钧的恋爱：
那天晚上他上她家里来。她下了班还有点事情，到一个地方去教书，六点到七点。晚饭后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是给两个孩子补书。她每天的节目，世钧是很熟悉的，他只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到她那里去，或许可以说到几句话。
……
世钧到了曼桢家里，两人围炉谈天。炉子是一只极小的火油炉子，原是烧饭用的，现在搬到房间里来，用它炖水兼取暖。曼桢擦了根洋火，一个一个火眼点过去，倒像在生日蛋糕上点燃那一小圈小蜡烛。(《十八春》82页)
曼桢为家计忙碌，世钧只有每天到曼桢家吃饭，为的只是吃饭时和她说几句话。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有的尽是为生存日日奔波劳碌和因爱而来的体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是这样描术胡张恋的：
我常时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的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月，看来竟是真的。
这里记录的胡张热恋的细节今天看来和曼桢世钧相恋的描述多么相似，一样的没有花前月下，一样的争分夺秒，一样的平凡却让人沉醉。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的第二天，从静安寺路张的住处回家后随即写第一封信给爱玲，“竟写成了像‘五四时代’的新诗，一般幼稚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 “她回信说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今生今世》146页)隔天相见的人，竟然也要书信来往，二人也仅是初识。我们再看看曼桢和世钧，其实也和胡张一样，很喜欢写情信：
……曼桢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你家里地址我还不知道呢。”……世钧道：“不用写了，我一到那儿就来信，我信封上会注明的。”曼桢道：“还是写一个吧。”……(《半生缘》189页)
……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半生缘》429页)
世钧和曼桢细水长流的恋情最终敌不过祝鸿才与曼璐的周密安排，有情人难成眷属;而胡张当初怎样的情深意笃，最后也只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后不久即移情别恋，不顾与张爱玲有婚约在身，向武汉看护周训德求爱;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正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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