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地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向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
“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
“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
“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
“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通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地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支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击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身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1958年3月
〔注〕大军北撤时：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忍痛撤出江南。但时隔不久，国民党背信撕毁“双十协定”，又向我中原、苏中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原注。嬷嬷：南方有些地方对老年妇女的称呼。鹿砦(zhài)：把树木的枝干交叉放置筑成的军用障碍物，因形状像鹿角而得名。
茹志鹃《百合花》赏析
在这篇小文章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是六干多字的短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蒋匪军)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的。
作者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而且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例如，作者写团部的十九岁的通讯员带引“我”到前沿包扎所的路上，从“我”的眼中看这小伙子的外形时，有这么一笔：“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后来(在小说里，这是隔开一大段的故事发展，差不多快到故事的后半截的时候)，作者写这位通讯员给“我”留下两个馒头，而自己回前线时，又描下这么一笔：“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闲闲的两笔，前后呼应;这两笔之间有二千多字写故事的发展也写这位通讯员的风貌和性格，然而有了这前后呼应的闲闲的两笔，可就把这位青年通讯员的天真、纯洁、面临战斗而不紧张、爱好自然等等品性，异常鲜明地描画出来。
又例如：作者写“我”和通讯员分头向老百姓借被子(准备给前线下来的伤员用的)，而通讯员遇到困难(一家的一个少妇不肯借)，“我”帮助他解决了困难以后，通讯员接了被子转身就走，匆忙中他的衣服被门钩撕破的当儿，又闲闲地插了这么一笔：“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这一笔却直贯到故事的结束。当重伤的通讯员抬到包扎所(他是为了救护一大群担架员而牺牲了自己的)，“我”去找了医生来时，作者是这样写的：“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就是先前要给通讯员缝好撕破的衣服的那一位，在借出被子以后也来包扎所服务了。——笔者)正侧着身子坐在他(通讯员)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这里，前后呼应的两笔，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可是，这样动人的场面还不止于此。作者接着又写这位可敬的新媳妇把自己的那床新被子(这是她的结婚被子，先前正因为这个原因而迟疑地不肯马上借给包扎所)给通讯员填进棺材;作者这样写：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作者在这里，结束了故事，同时也在作品的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的形象上加添了最后一笔，完成了她的性格的发展。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里写两个人物(而且是差不多不分主次的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二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就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上面抄引的那小段)，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的感动的情绪，一半为了新媳妇，一半也为了通讯员;——不，主要是为了通讯员，也可以这样说。
作者写两个人物先后出场，也用了不同的笔法。通讯员一上场时，作者并没集中地描写他的声音笑貌，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随时随地一笔一笔点出来;到小说的后半，通讯员回前线去了，作者还借“我”的想象描绘那想象中的在前线工事里的通讯员。可是作者写新媳妇，却在她未上场前先写了她的家，然后，“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先把新媳妇的面貌作一笔总描写，这才又集中地写她的举动表情——言不发，低头咬着嘴唇笑，听完了“我”的陈说，她就转身进房去抱了被子出来。然后作者又用数十字写这床被子(新婚夫妇的一床里外全新的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点明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这不是闲笔。这同时也和小说结束时动人的描写作了呼应。
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这种前后呼应的笔法，举其显著者而言，在全篇中就有这么几处：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特别是通讯员的被门钩撕破的衣服，这一细节描写，前后用了三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上文都说过了，中间一次是写担架员抬了重伤员进包扎所，“我”听得新媳妇一声惊叫，急转身去看时，“……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用这样的方法点明这个重伤者就是我们印象很深的通讯员，不但文字跌宕有力，而且唤起了我们的种种回忆——借被子，门钩挂破衣服，却又害臊，死活不肯让人为他缝好。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不过还是暂且收住罢。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编者注：以上赏析节选自茅盾写于1958年5月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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