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气，热的时候不过热，冷的时候不过冷，水分很多，阴晴不定，宜于养花木，不宜于养人。因此，住在成都的人，气色没有好的，而花木无一不好。在北平江南一带看不见的好梅花，成都有，在外面看不见的四五丈高的玉兰，二三丈高的夹竹桃，成都也有。据外国人说，成都的兰花，在三百种以上，外面把兰花看重得宝贝一样，这里的兰，真是遍地都是，贱得如江南一带的油菜花，三分钱买一大把，你可以插好几瓶。从外面来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骂成都的天气，但没有一个不爱成都的花木。
成都这城市，有一点京派的风味，栽花种花，对酒品茗，在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穷人家住的房子，院子里总有几十株花草，一年四季，不断地开着鲜艳的花。他们都懂得培植，懂得衬贴。一丛小竹的旁面，栽着几树桃，绿梅的旁面衬着红梅，蔷薇的附近，植着橙柑，这种衬贴扶持，显出调和，显出不单调。
成都的春天，恐怕要比北平江南早一月到两月罢。二月半到三月半，是梅花盛开的时候，街头巷尾，院里墙间，无处不是梅花的颜色。绿梅以清淡胜，朱砂以娇艳胜，粉梅则品不高，然在无锡梅园苏州邓尉所看见的，则全是这种粉梅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和靖先生的诗确是做得好，但这里的好梅花，他恐怕还没有见过。碧绿，雪白，粉红，朱红，各种各样的颜色，配合得适宜而又自然，真配得上“香雪海”那三个字。
现在是三月底，梅兰早已谢了，正是海棠玉兰桃杏梨李迎春各种花木争奇斗艳的时候。杨柳早已拖着柔媚的长条，在百花潭浣花溪的水边悠悠地飘动，大的鸟小的鸟，颜色很好看，不知道名字，飞来飞去地唱着歌。薛涛林公园也充满了春意，有老诗人在那里吊古，有青年男女在那里游春。有的在吹箫唱曲，有的在垂钓弹筝，这种情味，比起西湖上的风光，全是两样。
花朝，是成都花会开幕的日子。地点在南门外十二桥边的青羊宫。花会期有一个月。这是一个成都青年男女解放的时期。花会与上海的浴佛节有点相像，不过成都的是以卖花为主，再辅助着各种游艺与各地的出产。平日我们在街上不容易看到艳妆的妇女，到这时候，成都人倾城而出，买花的，卖花的，看人的，被人看的，摩肩擦背，真是拥挤得不堪。高跟鞋，花裤，桃色的衣裳，卷卷的头发，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与其说是花会，不如说是成都人展览会。好像是闷居了一年的成都人，都要借这个机会来发泄一下似的，醉的大醉，闹的大闹，最高兴的，还是小孩子，手里抱着风车风筝，口里嚼着糖，唱着回城去，想着古人的“无人不道看花回”的句子，真是最妥当也没有的了。
到百花潭去走走，那情境也极好。对面就是工部草堂，一只有篷顶的渡船，时时预备在那里，你摇一摇手，他就来渡你过去。一潭水清得怪可爱，水浅地方的游鱼，望得清清楚楚，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总有一堆人在那里钓鱼，不管有鱼无鱼，他们都能忍耐地坐在那里，谈谈笑笑，总要到黄昏时候，才一群一群地进城。堤边十几株大杨柳，垂着新绿的长条，尖子都拂在水面上，微风过去，在水面上摇动着美丽的波纹。
没有事的时候，你可以到茶馆里去坐一坐。茶馆在成都真是遍地都是，一把竹椅，一张不成样子的木板桌，你可以泡一碗茶(只要三分钱)，可以坐一个下午。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平日你看不见的东西。有的卖字画，有的卖图章，有的卖旧衣服。你有时候，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一些很好的物品，郊外的茶馆，有的临江，有的在花木下面，你坐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可以悠悠地欣赏自然，或是读书，或是睡觉，你都很舒服。高起兴来，还可以叫来一两样菜，半斤酒，可以喝得醺醺大醉，坐着车子进城。你所感到的，只是轻松与悠闲，如外面都市中的那种紧张的空气，你会一点也感不到。我时常想，一个人在成都住得太久了，会变成一个懒人，一个得过且过的懒人。
三月末日于成都
刘大杰《成都的春天》赏析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的散文小品，写得堪臻上乘，允称逸品。《成都的春天》一文，使我眼界为开，心神陶醉，仿佛在熟土中又见到一颗珍珠，一加拂拭，晶莹圆润。
到过成都的读者读此文当会心微笑，深感亲切。没到过成都的读者读来也会一样倾心喜悦，正如没有到过大观园仍喜读《红楼梦》一样。刘先生的作文方式是“语录体”，只看他发表在林语堂一派的《宇宙风》上之作，就知道文风的由然。“语录体”这一派文风最早当追溯到《论语》，在《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讲话论道，全是用日常说话的口气。尽管书写下来似乎有点儿“文”，但那是限于当时书写工具，一稍顺译，就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孔子学生曾皙的话，曾皙当孔老师问他的志向时，就说我没有前三位师兄那样的具体策划，不过是愿“晚春时节，换上明爽的单衣，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大伙儿一块到沂水中游泳，到舞雩坛上日光浴，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这一席话说得孔老师也动心了，不禁感叹道：“我多么赞同小曾子的志愿啊!”这就是“语录体”散文，亲切、自然、生动。这种风格后来被又臭又长的策论骈赋八股文一类做作生硬文体取代，仍屡思解放，代有复兴。林语堂一派算是当时的代表。但由于他们矫枉过正，不免失却自然。像刘大杰先生这种偶尔为之但灵府抒发的文笔，可真算是懂得了“语录体”的高妙和真义。
刘大杰先生怀着入世精神和爱心来描写他客居的成都风情、入境。他的镜头是对着“春”的，他文中引“无人不道看花回”出自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全诗为：“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好个“紫陌红尘拂面来”!真是写尽了对人间的依依不胜之情。这使我还想到了类似的唐诗，如杨巨源：“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追其实境，刘、杨皆描写的长安春光，但成都的春光比长安或有过之，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等等，脍炙人口，可以不论。刘大杰先生，正是“靠山吃山”，眼前景，胸中境，皆化而出之，糅合完美。既显清爽，又含丰富，作为做学问的夫子，倘若他没有一番作家的经历，要创作出这样的美文，实在是如“蜀道难”啊!我们难道还看少了深受僻典章法压迫的沉闷墨块么?相反，“新潮”自居的莽汉派文章，睥睨前人，傲视同侪，以不通为高妙，以寡淡为出新，所得不过是增加了文字垃圾，忙坏了纸张“还魂炉”。
刘先生的散文写得不多，但就这一篇，我敢说，倘在唐代，就不会漏出千百年后所编的“全唐文”。它是一篇佳作，一汪清泉，一坛美酒。
“成都的天气，热的时候不过热，冷的时候不过冷，水分很多，阴晴不定，宜于养花木，不宜于养人。”妙极妙极，文章就是要写出个性，写出神采。文学之不同于科学，就在于它的结论不当真，只合乎美，合乎“开心”，使人读了以后升华。绝不因为刘先生说成都“不宜于养人”，成都人就尽跑了，而事实上成都现已养人过千万!文章出自真善美的心，你就指着描写对象说某处不好，某处太差，他也欣悦，即使你夸张，甚至失真。这个很怪的现象、秘密并非人人都知道。我们常见游记散文，骈散交加，八面用劲，泰山之高，麦穗之微，都有精密核实与交代，却仍不好读，仍嫌烦冗，就在于不明白文学的秘密只在虚实相映而传神开心。开心又并非滑稽，它是作家心灵发现后的美妙传达。
不过，刘先生“彼时”已非此时，首先兰花绝非“三分钱买一大把”了，“桃色衣裳，卷卷头发”“艳妆的妇女”也并不需要等到“花会开幕的日子”才解放出来，可以说现在天天都是“花会”，而且热闹场合绝对“艳妆”为多。不过刘先生笔下的风情许多仍尚存留，如家家种花，如放风筝，如“茶馆”“遍地都是”，而且仍“一把竹椅，一张不成样子的木板桌”，但这些现已是“传统节目”，星罗棋布的西式“OK”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像刘先生和我之类的人是情愿坐竹椅泡茶喝的。文学的永恒就在于展示永远的人性，以及这人境的特色。成都的生活节奏在外地朋友眼中，看来都和湖南籍的刘先生观点一致，而且也是又爱赏又担忧。只是他们没有像刘先生那样把担忧写下来，因为现在毕竟不是“1936年”了，“外面”没有鬼子兵敢来骚扰胁迫我们。好些朋友都说今后老了要迁居到成都来，“美酒成都堪养老”么。其实，朋友们的看法并不深入，成都人虽然比较悠闲，但他们绝不“懒”，甚至在世界都是以能干勤快出名，他们暇时所表现出的优哉游哉，正是同曾皙的态度一样，热爱生活，充分地领略和平与春光。当然，刘先生结尾所说的一席，也很有道理，可以作为成都人的警惕，也可作为和平时代任何一个地方人的警惕。刘先生文末的深化是自然而然的，是巧妙而寄予嘉勉之心的。这也正是自孔子以来所引导、帮助人生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仁厚的爱心，自然的风度，清新的描写，真切的观察，构成了这篇美文的特色，也代表了学者一派现代散文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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