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门铃响了，进来一帮陌生的年轻人，拉我去做一件草率的事情： 在为某个效益很好的企业募捐的晚会上，朗诵我的那些早已过时的旧诗篇。

　　在彼得堡革命的冬天和许多次善意的征用打击下已经完全散了架的出租汽车，像鸭子那样沿着丘陵似的雪堆时上时下地行进。四面八方传来确定今天摧毁酒窖地点的枪声，而一位眼睛像不透明大玛瑙的小姐用平静而冷漠的语气说：

　　“如今我再也没有男友了，我独自坐在家里的炉子旁看书。革命前，我们有过一个12人的小组，我的父母把它叫做‘自杀者俱乐部’。真的，不久前他们中的五个人自杀了： 三个完全死了，两个没全断气;其余的不知为什么就自己散伙了。”

　　在演员休息室听不到枪声，一切就像在“美好的旧时代”。一位著名的男中音歌手正兴致勃勃地与一位不时轻轻挥动几下白郁金香的漂亮小姐聊着天。角落里站着位不太出名的男高音，身穿做工精致的燕尾服，把他体态的挺直和那张老脸的砖红色——唉!——衬托得更鲜明。桌旁坐着头发灰白的伴奏;他只是来“挣几个钱”的，因此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不需要讨谁的欢心，他默默地、慢条斯理地吃着那些取代他原先的甜馅大烤饼的、为数不多的、抹上红鱼子酱的黑面包片。

　　“嘿，再见，我的孩子们。”著名的男中音说，随后被送上那辆破出租车，去往另一个场子。

　　当疲劳的气管被烟气熏得痛苦不堪的男中音离去后，大家开始痛痛快快地抽起烟来，漂亮小姐在这样一个令人倾心的环境中请一个年轻人朗诵诗。

　　年轻人毫不扭扭捏捏，开始朗诵名叫《探戈》的什么诗。那里既无词语，也无音响;如果我没有看到年轻人的脸，是不会去听他的诗的，那是风靡一时的未来派的高喊和象征主义的低语的大杂烩。但是从朗诵者纯朴而又严肃的脸上，我发现他并不贪图任何名望，显然看重和了解他的诗的人，也就是一二十个。他身上没有任何假装和做作，尽管他念出的诗的语言全是矫揉造作的。

　　这时，通向舞台的门被打开。从那里传来雷动的掌声，屋里飞进一团玫瑰色的小东西，一个粉红色的小天地。这是迷人的女舞蹈演员，我们芭蕾舞团的明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公爵都曾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如今陪伴着她的则是老大厅里的新观众那雷鸣般的掌声。

　　女舞蹈演员一面并不停止娇小身躯的运动，一面把粉红色的手臂伸到乌黑的卷发上，摘下发间火红的罂粟花，让它飞到了卧榻式沙发上;那两条粉红色的手臂不停顿地用波浪式运动垂向红舞鞋，并拿起平放着的凉鞋;这一瞬间短裙跑向粉红色的面颊，并且边抚爱着它们，边温存地往后退。在下一个瞬间，一个身子比女舞蹈演员高一半的女人把她的整个身子裹在了某种白绒毛中，白绒毛里雪白的牙齿再次闪了一下，一对黑眼睛笑了起来。

　　当我们重新注意带郁金香的小姐和朗诵《探戈》的年轻人的时候，这个艺术的小世界已经被安置在棉絮中，移到围住出租车的寒冷的雪堆里。奇怪的是，他有的是低级的诗，她有的是粗俗的趣味，但他们俩对飞来片刻并在此留下自己芳香的艺术世界毫无打扰;他们照样从容随便，照样不为谁所需要。

　　当我们出来时，原来出租汽车已经被租用，陷在某处遥远的雪堆里，我们所有人只得步行回家。我和年轻人并不同路，但他陪我一起走，为的是用那种朴直而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下面一席话：

　　“我们全是纨绔子弟，是与资产阶级血肉相连的。”

　　我颤抖了一下，但没有做声。

　　他继续冷淡地说：

　　“我受的教育太过分，甚至都不明白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也不明白资产阶级必将被消灭。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得以实现，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至今我们没有钱的概念;我们一切都有保障，完全不适应靠劳动来获取什么。我们全是麻醉剂瘾者，吸鸦片者;我们的妇女都是些患淫狂的女人。我们是少数，但我们至今在青年中发号施令： 我们嘲笑那些对社会主义、工作、革命感兴趣的人。我们把全部精力用在诗上;近五年来我没有放过一本集子。我们熟悉并能背诵所有诗人的诗篇——索洛古勃、巴尔蒙特、伊戈尔·谢韦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但这一切已经索然无味;一切已然结束;现在看来时髦的将是爱伦堡。”

　　年轻人开始背诵同时代诗人的一些诗篇。刮着强劲的风，天气严寒，一盏灯也没有。我感到冷，加快了步子，他同样加速，顶风疾行中他还是平和地朗读相互毫无关联的诗篇，除却那个可怕的、使心灵空虚的时代，这些诗都是在那个时代创作的。

　　“难道你们除了诗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终于我几乎下意识地问。

　　年轻人像回声一样回答道：

　　“除了诗，我们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要知道我们是些无聊的人，完全无聊透顶的人。”

　　我可以回答他，如果他们全是无聊的，那么并非所有诗都是无聊的;但我不能这么回答，因为在他的话语背后有着无疑的真诚和某种自己的真理。

　　突然他说：

　　“今天我无处过夜。”

　　他头一次说“我”，而不是“我们”;但我累极了，因为严寒和他的话而冷得可怕，我闪过一个念头，他有很大的住宅且很富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过夜。这在我看来并不好，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他。但是，明天一早有许多事情和想法在等待着我，我害怕看这口又窄又骇人的井会看得出神……我怕纨绔子弟的生活……

　　年轻人仿佛立刻对我的疏远作出反应：

　　“你们的过错就在于我们是那种人。”

　　“谁——我们?”

　　“你们，同时代诗人。是你们毒害了我们。我们乞求面包，而你们给我们的是石块。”

　　我不能自卫，也不想;并且……没有能力。我们互相道别——两个陌生人，一如相遇时那样。

　　那么，他是20世纪俄罗斯的纨绔子弟!他那十分强烈的感情一度曾由于小部分拜伦精神的火花而被点燃起来;在整个惊慌不安的上个世纪，这种激情在各种各样的布雷默①们的身上阴燃着，突然间它就旺了起来，并燎焦了有翼的翅膀： 爱伦·坡、波德莱尔、王尔德;它身上有着极大的诱感——“反市侩作风”的诱惑;是的，它烧毁了“仁爱”、“进步”、“人道”荒原上的某种东西;但它在烧毁某种东西的同时，也越过禁线，迅速蔓延。它从“披着哈罗德外衣的莫斯科人”②开始向我们延伸，在把贵族花园里的百年槭树和橡树变成官僚制度那粉腐松软的木材的同时，把根烤干。风刮着，在曾经耸立着官僚制度的地方如今是一大堆垃圾、碎木片和枯枝。但是，火并没有止息，它继续前进，并开始烤干我们青年一代的根。

　　而在工人和农民中间，也已经可以遇见自己年轻的纨绔子弟。这很令人忧虑。这里同样也有某种报应。

　　1918年5月2日

　　(寒青　译)

　　注释：

　　① 布雷默： 此处系指英国19世纪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布雷默(1778—1816)。

　　② 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第7章中的诗句，即指奥涅金。

　　【赏析】

　　勃洛克的这一篇散文作于1918年。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作者在一帮年轻人的要求下，在一个企业募捐晚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诗篇;晚会上，通过不同年轻人的表现和对话，作家发现了那个时代俄罗斯纨绔子弟精神的空虚。

　　在彼得堡革命初期，俄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上下一片凋敝——出租车仿佛也散架了似的爬动，四面八方还时时传来枪声。随着革命的深入，事态似乎有了些改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作家深入到俄罗斯年轻人的内心深处时，他发现，那里已经被冷漠、无聊、麻木的精神状态所占据。我们在20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中，也能体会到这种精神状态。

　　那个眼睛像不透明大玛瑙的小姐，听到枪声后，只是用平静而冷漠的语气说，自己已经退出了那个由12人组成的“自杀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中已经有5人自杀了。在这个富家小姐的眼中，十月革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运动，而只是自杀性的俱乐部。革命并没有扭转资产阶级的处事态度，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认识和理解。

　　那个矫揉造作地朗诵诗的年轻人所理解的诗歌，只是堆砌在一起的大杂烩。虽然他不为任何名利而读诗，但是他读的诗歌仍然是空虚而毫无意义的。在他的行动中，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这位年轻人低级的诗情和空虚的内心。

　　在这个似乎美好的时代演员休息室里，演员们的精神状态也是千奇百怪： 有的忙于应付;有的感觉自己只是来挣钱的，对一切都无所谓。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屋内，人们仿佛拔地而起，脱离了外面的枪声和纷扰的革命，而自欺欺人地陶醉于个人的安宁。

　　20世纪俄罗斯纨绔子弟们，在惊恐不安的世纪末，也曾有过强烈的感情和摧毁一切的叛逆精神，但是他们摆脱不了孤独的、不愿发动民众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热情随之在文学领域转变成了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变成了文学中越来越迷失自我的多余人。虽然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国内进步思潮的影响，也看不惯上层糜烂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又没有勇气和本阶级决裂。他们自视清高，不甘心与庸俗为伍，但又脱离人民，找不到出路，所以整日苦闷、忧郁，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陈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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