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个最纯真、最愉快的节日。它是对黄金时代的回忆，是如今快消失殆尽的一种感情——对家园的感情的最高点。

　　在俄罗斯家庭，生日如圣诞枞树烛光晚会那样幸福愉快，如松脂那样纯真明洁。居首位的是翠绿的大树和欢声笑语的孩子们;连没有尝到生活乐趣的成年人也都挤在墙边，少了些烦恼。一切都在欢喜跳跃——无论是孩子们，还是点燃的烛光。

　　正是对这一节日的感情，正是对家园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意识到吉祥如意的风习的合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短篇小说《枞树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当冻僵的小男孩从街上透过大玻璃窗，见到枞树和漂亮的小姑娘，听到音乐声时，这一切对于他就是某种天堂的幻景： 犹如在死亡的梦境中他仿佛见到了幸福的新生活。还有什么比这个明亮的大厅，比小姑娘纤细的小手和透过玻璃窗传来的音乐声更光明幸福的呢?

　　确实如此。但是，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经预感到另一种情景： 他堵上耳朵，惊恐地急忙用手挡住他可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和声响，可他还是听到了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见到了一头黏乎乎、极丑陋的灰色动物①。由此便是他的匆忙，他的沮丧，他的“衣袋里的黄金时代”②。我们已经不想要这种黄金时代，它太像医生想对疾病的可怕结局提出警告而使用的大剂量药物。可是黄金时代的药草并不灵验： 灰色大动物已经爬进门，嗅着，四下打量着，还没等医生回过头来，它已经同全体家庭成员逗着玩，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并且把病菌传染给他们。很快它就自由自在地躺到炉子旁，如同在家里一样;它整个儿占据了知识分子的住宅、房舍、街道、城市。到处布满了令人厌恶的蜘蛛网;这时才明白，硕大无比、讨厌的灰色母蜘蛛是如何从俄罗斯家庭那纯洁善良的风习中滋生出来的。

　　不知为何出现了一片庄严隆重的寂静，因为人声仿佛缠在了蜘蛛网上。只有作家们在有气无力地叫喊，但已经毫无效果。人们不再听他们的;他们没有停止叫喊;于是人们想出了新的方法： 开始称他们是“颓废派”，这一称呼在那时几乎是有伤风化和精神失常的代名词。

　　母蜘蛛不断繁殖，变得规模空前： 舒适的住所③、往昔的一切都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永恒”，如同“角落里爬满蜘蛛的农村澡堂”④那样成为艺术家们钟爱的东西和家庭关心的目标。小客厅里，办公室内，儿童卧室的寂静中，都微微燃起会传染的欲火。当风儿在炉子的烟囱里唱着自己尖细的歌儿时，肥胖的母蜘蛛在善良而普通的人们那宁静的炉子旁点燃了淫欲的小灯。

　　在所有美学纷争的背后，在被用“颓废派”的名称打上印记的背叛者那乱哄哄的叫喊背后，能听到健康人的脉搏和过美好和谐生活的愿望，比如让母蜘蛛爬得远远的愿望。可是就连颓废派本身也感染上了蜘蛛的毒素。同时在他们的读者身上也呈现出被完全感染的症状。

　　人们开始过一种奇怪的、与人类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活。他们原先以为，生活应该是自由的，美好的，有宗教信仰的，有创造性的。自然、艺术、文学——占着首要地位。现在另一些人的类型却得到了发展，他们把这些概念完全变了样，然而却被认为是健康人。他们忙忙碌碌，面色苍白。他们身上的激情消失殆尽——大自然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和不可理解。他们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献给国家事务，而对艺术却一窍不通。缪斯对他们来说变得无法忍受。他们精神苦闷，一点点地失去，开始是上帝，后来是世界，最后是自己。他们仿佛是个圆规，机械地描绘着自己生活的某个圆圈，所有的感情、爱好和向往都互相挤压着，在那个圆圈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个事先画好的圆圈却被叫做正常人的生活。圆圈在细长的腿上膨胀、运动;这时旁观者开始明白，这是母蜘蛛在爬，而在母蜘蛛身上坐着的是正在被它活生生吃掉的正常人。

　　他在那里坐着，给自己购置家产，生儿育女——而自己的所有事务却同时出现古怪而可笑的丑恶现象，因此客观地作着观察和比较的旁观者，有如一个譬如说艺术家——已经完全可以见到一幅极为滑稽可笑的图景： 一个绿色的、繁花如锦的世界，而在它的怀抱里却全是些大肚子的城市蜘蛛，它们啃吸着四周的植物，散发出嘈杂声、呛人的油烟和恶臭。在它们透明的躯体里待着同样一些大肚子的人，只是小些： 他们待着，咀嚼着，匆匆忙忙地写着，然后乘上极可笑的轻便马车去最恶臭之处休息和呼吸新鲜空气。

　　一个蜘蛛住所的内部情况被再现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⑤的短篇小说《小天使》中。我提这部短篇，是因为它明显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枞树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相一致。那个透过大玻璃窗望见枞树晚会和家庭欢乐的小男孩，看来好像是新的幸福生活、节日和天堂。安德烈耶夫的小男孩萨什卡没有见到枞树，也没有听到透过玻璃窗传出的音乐声。他被拖到了枞树晚会上，被强行带入节日的天堂里。新天堂里有什么呢?

　　那里一点也不好。那里有教孩子们口是心非的小姐，有满口谎话的漂亮太太和愚蠢透顶的秃顶先生;一句话，一切都像许多正派家庭所有的那样——平常、安静和令人难受。那里有“永恒”，有“角落里爬满蜘蛛的农村澡堂”，有多数家庭所固有的鄙俗行为的平静。

　　所有这一切仿佛只是很糟糕，不多也不少，如果一位把这一切描绘下来的作家没有把能破坏鄙俗行为宁静的一句尖锐的话抛出去的话。没有这句话便仿佛没什么可揭露的，一切依然如故。

　　问题却在于，在这篇老的短篇小说(写于1899年的《小天使》)中已经响起一种音调，它使“现实主义者”安德烈耶夫不幸地与“该死的”颓废派互相接近。这是丧失理智的音调，它直接源自鄙俗行为和蜘蛛的平静。除此之外，这是透过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响起的音调，是只在19世纪末才变得异常痛苦和尖利的音调，因而也就听得更为清晰。音调里透出极度的悲观失望，因为音调里表现出作家们和政论家们对立的原因，反映出作家对自己和世界丧失理智所感到的恐惧，而这一音调恰恰长期还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他们为了自己死板的神圣不可侵犯，把这音调拖得老长，并且不想知道，当它猝然中止时将会有什么——将会有不祥的平静，呆滞的目光，死亡，精神失常和悲观绝望。

　　这一音调可以在安德烈耶夫短篇小说的一句话中听到。他叙述道，当主人的孩子们在等待枞树晚会之间用软木塞互相射击对方鼻子的时候，小姑娘们笑着，把双手贴在胸前，弯下了身子。这是个多么平常、多么小的细节，似乎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在这句话中却听到了一种只能形象地解释的恐惧。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图景： 画面上只有一个摆出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的半大姑娘。它弯下身子，这就是说，她的脸呈三角形，头冲下;她笑着;就是说她那笑眯眯地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下面出现了几道与脸庞不相称的皱纹，好似年轻人的眼睛旁有几道老年人那样的皱纹;而她把双手贴在胸前，好似用它们轻轻托住薄纱，薄纱下是不很清晰的、已非少女的胴体。这很像斯维德利加依洛夫关于手持花束的小姑娘的梦⑥，像弗鲁别利⑦笔下那些苍白的脸呈三角形的疯女人肖像。但这却是同样一只黏乎乎的母蜘蛛在编织淫欲的蜘蛛网。

　　我不必去杜撰和发展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姿态的内涵。也许，作家本人感觉到了这一内涵，尽管是无意识的。值得回忆的，是他的所有短篇小说都燃烧着理智丧失的火焰;其实，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他以天才的渐进和自持在那里描绘出鄙俗的日常生活从平静过渡到精神失常的全阶段。在我们的故事中，这一过渡本身很容易而且已经毫无疑问地被勾画出轮廓。

　　萨什卡只从天堂的枞树上取下了一个安琪儿，为的是使所有这些萨什卡命中注定的人生之路变得幸福美满而不再危险可怕。他从天堂来到寒冷的夜晚、偏僻的小巷、隔板的后面、喝醉酒的父亲跟前。那里没有向他献殷勤的太太，没有表示愿意送他进技工学校的先生，没有笑弯了腰的小姑娘们。父亲和萨什卡怡然自得地入睡，安琪儿在炉子的通气孔里消失。

　　窗子里已经“透入新的一天那鱼肚白的光亮”。

　　怎么办?怎么办?再没有家园。一望无际、黏乎乎的蜘蛛占据了作为黄金时代象征的神圣而静谧之处。纯洁的风习、平静的笑容、静悄悄的夜晚——全被蜘蛛网缠住，时光业已停流。喜悦冷却，炉火熄灭。再也没有春夏秋冬。家家户户的大门全朝着风雪弥漫的广场敞开。

　　(寒青　译)

　　注释：

　　① 此为《白痴》第3部第5章中主人公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梦中所见。

　　② 此为《作家日记》第4部第1章的标题。

　　③ 此处原文为法文。

　　④ 此处源自《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斯维德利加依洛夫的话(第4部，第1章)。

　　⑤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871—1919)： 俄国作家。《小天使》发表于1899年。他的早期作品多描写小人物的痛苦和欢乐，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弊端，具有较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

　　⑥ 见《罪与罚》第4卷第4章。

　　⑦ 米·亚·弗鲁别利(1856—1910)： 俄国画家。

　　【赏析】

　　勃洛克对于19世纪末俄国人精神的空虚有着深刻的体验。作家记得，往昔的俄国人不是这样的。那时家庭和睦，处处欢声笑语，烛光中有的是感恩、祝福。无论是历经多少艰辛，人们都会在节日里，一起回忆美好的岁月，坚定信心，忘却烦恼。因为那时的俄罗斯人还有着深深的家园感，有着对家园不可动摇的信念，一切还盖有温情脉脉的面纱。

　　然而现在，这一切的温馨与神圣感都在渐渐地消失，一种世俗的、堕落的、绝望的思想进入了人们中间，占据了人们的住宅、房舍、街道、城市，像一只只“灰色母蜘蛛”，爬行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人们慢慢地适应了这些，人们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变化，而且变得喜欢这张绝望空虚的蜘蛛网。

　　19世纪末期的俄国，在一声声“上帝死了”的呼声中，人们对大自然开始了疯狂的破坏，人与自然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光环还依然存在，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上帝的注视，炼狱的惩罚，地狱的煎熬，这一切对人们都已毫无意义。人与人之间已不存在任何信任和真诚，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欲望与利用关系。俄罗斯人正按照这个标准生活着，堕落着。最后，就连那些呼喊的文人、艺术家们也抵挡不住这世纪末的欲望之风，纷纷被这只所谓的蜘蛛的毒素感染、同化。

　　这些堕落的俄罗斯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多余人”的形象。19世纪，很多俄国作家的笔下出现过多余人。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以及冈察洛夫塑造的奥勃洛摩夫等等。这些人对一切都没有信心。他们厌倦生活，整日苦闷、忧郁、堕落，一事无成。19世纪末期，多余人的声音变得异常痛苦和尖利。这时，一股死亡的、悲观绝望的、精神失常的情绪，和世纪末的悲观情结融合在了一起。

　　在这篇散文中，勃洛克指出了人们丧失精神信仰的痛苦状态，指明了精神的堕落空虚已经将俄罗斯人推向了风雪肆虐的冬季。“怎么办?怎么办?再没有家园。一望无际、黏乎乎的蜘蛛占据了作为黄金时代象征的神圣而静谧之处。”作者以自己的呼告，向我们指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已经荒芜到了何种程度，可谓振聋发聩。

　　(陈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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