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刘备，一开始就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稍稍把历史事实改一下。这一改，更切合人物性格，读者完全接受，这稍稍改变是很成功的。这个改变有二处：一是桃园三结义，二是鞭督邮。
《演义》第一回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载有盟书：“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毛宗岗评：“千古盟书第一奇语。”李贽评：“发愿先已不同。”两位书评家也相信真有这个盟书。这个盟书，一是讲义气“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绝大的义气。这个义气归结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即归结到爱国家，爱人民。这个义气又是正义的。为的是爱国家、爱人民。《演义》在这里主要是塑造刘备仁人的典型。再说《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从史籍看，《三国志·先主传》没有提到结义兄弟关羽、张飞。《关羽传》 也只是说刘备与关张“恩若兄弟”，用“若”，是比喻词，并没有说桃园结义。曹操派张辽去问关羽为什么要走，关羽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只说受刘备厚恩，不说桃园结义。这里提到“誓以共死”，可见《演义》订的盟书，“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从关羽“誓以共死”来的，是创造，不是真有这个盟书。关羽被孙权杀后，《通鉴》黄初二年，魏侍中刘晔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倘真有桃园结义，不当称“恩犹父子”。可见结义和盟书是没有的。《演义》创造桃园三结义和盟书，无非要显示刘备的义气，为塑造刘备是仁人形象的需要，因为仁义是结合的，这是《演义》的创造。
《三国志·先主传》讲刘备“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三国志》注引《典略》也说刘备，“自解其绶以系督邮头，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在历史上是刘备鞭打督邮，下级鞭打上级，不像仁人的作为，对塑造刘备作为仁人的形象不利，所以《演义》改了，改为“张翼德怒鞭督邮”。这样改写，是符合小说要塑造刘备仁慈性格的需要的。
但仁慈的人又不免宽厚柔懦而迂阔。《演义》既要塑造刘备为仁人，又要塑造刘备为英雄，所以又把刘备写得机智深沉而行动敏捷。如《演义》第20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写曹操与汉献帝在许田打猎，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献帝命曹操射，“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毛宗岗评：“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刘备制止关公动手，怕周围都是曹操心腹，会祸及天子。又怕关羽的动作，引起旁人注意怀疑，所以忙向曹操祝贺来作掩饰，见得刘备敏感机智。
汉献帝因向董承下了密诏，要他诛死曹操。董承约刘备参预讨贼密诏，刘备签了名。他怕曹操猜疑，在后园种菜，用作韬晦。《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写曹操把刘备请去，说：“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 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在煮酒畅饮时，曹操要刘备指出当世英雄，刘备假装糊涂，历举各方头目，曹操一一加以批评。最后，“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大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这更显出刘备的机警，善于掩饰。曹操于次日又请刘备去饮酒，正饮间，人报满宠回来，报告袁绍要取玉玺，袁术要亲自送去。刘备因暗想道：“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遂起身对操曰：“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操笑曰：“来日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总督五万人马，又差朱灵、路昭二人同行。玄德星夜收拾军器鞍马，催促便行。关、张在马上问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曹操后悔，“令许褚将五百兵前往，务要追玄德转来。玄德对许褚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许褚无法追回。这又说明刘备的机警，行动敏捷，有预见，有决断。
《演义》塑造刘备为仁慈之人，又是英雄人物，所以《演义》第19回“白门楼吕布丧命”，又写他并不完全仁慈。吕布被捆作一团，“布叫曰：‘缚太急，乞缓之。’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方操送陈宫下楼时，布告玄德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操回顾玄德曰：‘何如?’ (毛评：‘操意已动。’) 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 操令牵下楼缢之。布回顾玄德曰：‘大耳儿! 不记辕门射戟时耶?’” 吕布曾经排解刘备和袁术军的战斗，在辕门外射戟，射中戟小枝，叫袁术军回去。刘备在这时不念昔日吕布的帮助，教曹操杀吕布，不是刘备不仁慈，刘备怕曹操得了吕布，如虎添翼，更难对付。曹操的杀吕布，不是上刘备的当，是怕吕布领了兵，会反叛他，不好对付。两人都是英雄，都为自己打算，都要杀吕布。刘备的不杀督邮，因为督邮是小人物，对他没有多大妨碍。他并不看重县尉小官，所以不值得杀他。
曹操爱才，刘备也爱才。曹操爱关羽，封他汉寿亭侯，送他千里马，送他金银珍宝，用爵位珍宝来笼络人，使他为我所用。曹操对荀彧这个人才，当替他出谋划策，使他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时，赞美不绝，用高官厚禄相待。一朝荀彧不同意他称魏公，不称他心，就要置之死地。因此曹操用的，是奔走效命的人才。刘备也爱才，用一片赤诚来对待人才，正像《盟书》说的，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爱国家，爱人民。他爱的人才，不是为我一己所用，是要求和我志同道合，一起去“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用的，不仅是奔走效命的人才，是志趣上的结合，精神上的契合。所以曹操即使用金银珍宝和封侯爵位来笼络关羽，还是笼络不了。像诸葛亮那样的高卧隆中，更不是曹操所能笼络的了。这就接触到《演义》后面的两回，即“刘玄德三顾草庐”与“定三分隆中决策”了。
刘备三请诸葛亮，第一次去时，在山畔有人且耕且唱：“……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唱的是诸葛亮超出于世人争荣辱之外，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这次没有见到诸葛亮。第二次去请时，碰见诸葛均，听他吟诗：“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这又表示诸葛亮的志趣高洁。第三次去请，诸葛亮春睡未醒，“玄德拱立阶下”，“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里写刘备的竭诚相待。这个“大梦”，包括刘备在内。刘备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只是一个大梦。刘备在遇见诸葛亮时，其实一直在梦中，只有诸葛亮是先觉者，给刘备指出一条报国家、安黎庶的路。这样，刘备三请的诸葛亮，是飞翔千仞的凤，极为高洁，是非梧不栖，没有像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刘备，是谁也请不到他的。是大梦先觉者，刘备的大梦非他不能指迷。更突出的，荀彧不同意曹操称魏国公，曹操就要置之死地。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演义》第85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话是曹操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刘备的爱才，是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以报国家、安黎庶为重，不为一人一家之私，这样的爱才，它的光明磊落，远远超过曹操了。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这又说明刘备的知人之明有胜过诸葛亮处。
最后来谈《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尊刘贬曹，把曹操塑成奸雄的典型，把刘备塑成仁人的典型。照事实看，曹操放关羽去投刘备，有霸王的度量。刘备不念吕布辕门射戟的恩，劝曹操杀吕布，看出刘备并不仁慈。但这里又有不同。曹操当时的大敌是袁绍，刘备还在飘泊之中，连一块根据地还没有，所以关羽去投刘备，不为曹操所忌，曹操可以放他去。曹操已是刘备的大敌，倘用了吕布，更如虎添翼，更难对付，所以刘备要杀吕布。因此在这两件事上，各人有各人的考虑，不能评判谁有度量，谁不仁慈，要判断尊谁贬谁的标准，主要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曹操为父报仇，屠杀几十万无辜的人民，是当贬的。《演义》第41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写曹操大军南下，“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襄阳闭门不纳。“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为家。’于是领着百姓，望江陵而走。”“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御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刘备的热爱百姓，在危急存亡之际，不肯抛弃百姓，跟曹操屠杀数十万无辜百姓，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是尊刘贬曹的主要根据，这个根据是正确的。因此曹操和刘备，虽同是英雄，一个被塑造为奸雄的典型，一个被塑造为仁人的典型，也是正确的。这两个典型，都有极为复杂而丰富的性格，比较起来，曹操作为奸雄的性格塑造得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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